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文章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 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 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 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 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 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 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 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2004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人民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在北大国发院，愿意跟着周其仁出差做调研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排上一个长队。薛兆丰形容：“只要他愿意带，一招手，学生们都会乐意放下手头所有的事，跟着他跑，去给他当助手。”

国发院一些学生毕业后留学国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名校。每年12月，北美那边一放圣诞假，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跟着周其仁做调研，一直待到假期结束前一两天才请假离开。

“我跟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在走不同的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路）了，在美国用数学公式写论文，有导师，还跑回来跟周老师做农村调研干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这样跑跑很有启发。”

在和庙堂咫尺之遥的中国经济学术圈里，周其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譬 如，他是一个较少挨公众骂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譬如，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却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所倚重的学者，陆续担任过央行 货币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发申委委员等“显赫”要职；譬如，他和权力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和新一代的“他们”之间有某种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拿他和动则犯“众怒”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茅于轼、许小年等相比。他和这几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讲起话来有所不同。而与一些曾为政府政策“背书”的“高参”学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独立而赢得了认可。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圣经》“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来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马太福音》，耶稣在打发门徒外出传道、治病赶鬼前，勉励他们要像鸽子一样良善温柔，又要像蛇一样讲究策略。

如今致力于农村扶贫公益事业的何道峰说，农村目前的贫困化和现有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近十年。

“我同意周其仁主张的土地确权和私有制。但再往下走，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俩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他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当然，这会涉及一整套有关城市规划、行政、税收的法律制度。

相比较，周其仁的观点似乎要更保守一些。“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发一个文件或者做一套新的产权制度。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来一个开明婆婆，往这个方向改；明天再来一个保守婆婆，往那个方向改。”这样变来变去，人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也将更变异。

“让一套产权制度在社会当中慢慢地磨，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博弈，慢慢地成型，成为习俗，变成所有人的习惯，然后用好的法律把已成事实加固下来，而不是重新去打造一个新世界。”

什么是他主张的“渐进”路线呢？

三十多年前的“包产到户”，是把耕作权给农民；接着，是把经营权、卖粮食的权利还给农民；然后再是土地承包的转让权。最后，一套日渐完整的土地权利就还权赋能了。“眼下这一环节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问题。慢慢来，不要着急。”

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学生说，看似温和的周老师“骨子里是一个很孤高的人”，对自己认定的理念相当坚持，其实从来不怕得罪人。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此事在农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传开，令一干亲历过政治动荡和世态炎凉的当事人颇引以为傲。一位农研室的旧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常和其仁见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价值观是相同的。”

2005 年，一位晚年居住在富强胡同6号的前国家领导人去世。周其仁闻讯后当即赶往杜润生家，正好老人家要赶去吊唁，临行叮嘱他得写点东西纪念首长。在前领导人去 世一周年，周其仁以当年直接的接触为据，撰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后在网上广为转载，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公道自在人心。我当时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连党员都不是，是改革的浪潮让我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应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把当时的东西写下来。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回去打猎。”

历史的机遇，让周其仁这样一度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有幸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决策。那么，如何看待80年代那场改革的缘起和发展呢？

周其仁说，回头再看那被评价为历史地位很高的5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是用来教育干部的。“你说包产到户是农研室发明的？是杜润生发明的？是人民被逼得饿得不行了，活人不能活活就这么饿死，总得找个办法吧。”

“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仅此而已。

这也是他最为推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经验”的理解。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到所谓的“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 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 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但是，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也是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在为“中国往何处去”忧思一片的中国思想界里，这也多少解释了周其仁对未来的乐观——一旦现有的游戏规则“摆不平”，底下自然会冒出来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办法和创新。

“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至始至终抱有怀疑。“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