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導報》前高層憶八九憾事：「受苦活着比死更難」

欽本立（右立者）和《世界經濟導報》同事的歷史照片。（資料圖片）

《導報》事件發生後，各地掀起了聲援運動，圖為上海聲援示威中打出的「我們都是欽本立」標語。

1989年4月25日的一期《世界經濟導報》因刊載了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內容，而遭上海市委叫停發行，在《導報》編輯部拒絕修改內容而導致當期報紙脫刊後，總編欽本立被撤職，當局派出工作組進駐，從而引發軒然大波。（資料圖片）

原《導報》要聞部主任陸一（左）認為，那時的決定其實「不夠聰明」。右為原《導報》編委陳樂波，他曾試圖以對話解決《導報》危機。（明報記者攝）

上海社科院大樓，三樓中間位置房間原為《導報》辦公室。（明報記者攝）

.25年前的這一天是八九民運的轉捩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上海市委宣布將《世界經濟導報》（簡稱《導報》）總編輯欽本立撤職，激起學生極大反感，也令運動蔓延至文化界和新聞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卻因此意外上位，並在六四後接任中共總書記。在上海，經歷事件的《導報》當事人覺得，當時「一口氣咽不下」而選擇「光榮犧牲」，事後回想還是應該妥協，保留發聲平台，委屈地活着，更需要勇氣。

上海社科院的白色大樓矗立在一個安靜的小院中，西邊三樓就是當年《導報》辦公室。《導報》當年因組織並報道悼念胡耀邦座談會，遭上海市委審查、整頓，乃至最終停刊（見表）。

盼辦座談解僵局 換來煽動罪入獄

現年65歲、曾任《導報》中國經濟部主任的陳樂波坦言，在《導報》生與死的選擇中，沒有把「生」看得足夠重要，反而大家都有一種「大不了就把我殺了」的想法，現在回想，還可以作更多努力，將《導報》保存下來。「我曾經想要組織（導報與市委）對話，但是最後沒能組織起來」，而派駐《導報》的工作組，本來可以借助他們上傳下達，也未有好好利用。陳樂波也曾想以對話方式解決上海學潮，提出辦座談會討論政改，勸說人大、政協，包括民主黨派、工（會）青（聯）婦（聯）團體參與，但提議後來竟被誣衊為「煽動學生攻擊工青婦」，成為他的罪狀之一，令他入獄8個月。

陳樂波說，如果《導報》當時妥協求存，必然會被指「出賣欽本立」，但「人應該有背上污名的勇氣」，「人應該可以承受各種委屈，百折不撓，不是像現在一折就撓了」。他還說，如果讓早期主管《導報》的老報人選擇，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他們也會妥協，有些老同事曾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忍辱負重多年，他們「已經放棄了那種一下子雨過天晴的想法，有一點點積累就是進步。」

昔怕被指叛徒 「應有背污名勇氣」

另一《導報》高層、時任要聞部主任的陸一現年58歲，他也說，現代政治的最高藝術是妥協，「最艱難的不是死，而是受苦地活着」。回首25年，他感嘆道，「（導報）可以說是光榮犧牲了，但是很不聰明地做了江（澤民）的墊腳石，我們可以做得更聰明一點……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做烈士，而是推動社會前行」。原在團市委工作的陸一1985年「跳槽」到《導報》培訓中心，之後步步高升，1988年已經是要聞部主任，獲得當年的上海十佳記者和好新聞獎，但《導報》事件令他從人生的頂峰跌入低谷，被「記大過」處分，黨籍「不予登記」（相當於撤銷）。

悔成江踏腳石 「目的非做烈士」

在陸一看來，《導報》當年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從此失去發聲平台。不僅《導報》，整個八九民運都是政治幼稚，最終從血的教訓中知道了對方的底線。「無論是趙（紫陽）、李（鵬）、還是學生上台，老百姓也一樣受苦。只不過趙會允許大家多說話，氣順一點和不順一點的區別。」

「當時沒有改革的微觀基礎。老百姓的權利意識，權力制衡，現代企業制度，這些概念都沒有。」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當時淮海路上全是示威者，但在轉彎街角，一間米舖放開（即無需糧票）賣大米，吸引大批市民排隊購買。「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但並不等於他們沒有意見，他們是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市場改革，支持價格放開。」而未來的改革，也應該建立在道德重建完成、民眾心智成熟，財產權、公民權利觀念都深入人心的基礎之上。

                                                                         明報記者 上海報道

25年前的今天 1989.4.26：「四‧二六社論」改變學運鬥爭路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激怒了新聞界，圖為參加遊行的《人民日報》記者隊伍。

《人民日報》1989年的「四‧二六社論」（圖）發表後，學運組織者調整鬥爭策略。早晨，北高聯發出了改變策略的《新學聯一號令》，提出27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遊行，向全國人民表明，學生的要求不是動亂。北大貼出美國紐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策劃，于大海、江河、吳牟人、房志遠、李少民、胡平、陳軍、張欣、曹長青、劉曉波等人聯署的《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

京公安局下令遊行須申請

北京市公安局公告說，悼念活動已經結束。為維護民主法制和社會安定，遊行示威必須依北京市相關規定申請，未經許可的非法遊行一律禁止。

北京市委下午召開萬人大會。為貫徹鄧小平指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親自處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親自與該報總編輯欽本立談話，作為《導報》名譽理事長的汪道涵亦一同規勸欽。由於《導報》拒絕屈服，上海市委決定停止欽本立總編輯職務，向該報派駐工作小組整頓。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女儿冒死偷渡香港

鉄流来稿

题记：陈独秀从苏俄窃得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的“天火”，不仅危害了国家民族的安全，也埋葬自己一生，还累及儿女。最后得到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最大的“托派”头目和“变节份子”。虽然近些年有所松动，但历史真相仍被掩盖。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中共的创始人，还是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前的引路人。年轻时的毛泽东，曾称他为“思想先行者”，崇拜得不得了。陈独秀不但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一至五届的中共的总书記，主导全国的工作。后毛泽东夺得了中共领导权，为了篡改历史，定位一尊，竭力否定陈独秀的丰功伟迹，在中共党内长时间掀起大批判运动，不但对陈生前的亲朋故旧视为革命的“敌人”，对陈的子女也进行残酷的迫害打击，造成许许多多的伤痛，女儿陈子美的遭遇最能说明這一切。

   陈子美生于1912年，为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所生之女，是个十分漂亮的美人胎胚，堪称今日的“高富美”。她在陈氏兄妹中排行第五，父亲陈独秀一共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四子二女，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读，在杭州做过电信局职员，学过妇产科，还跑过单帮。解放后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因父亲原因极为低调，从不谈论政治，只知做亊拿钱吃飯。纵如此“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路线也没有放过她。

   1966年为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搞倒国家主席刘少奇，悍然策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不到60岁的她，也因父亲陈独秀的原因在刼难逃，很快“红卫兵”小将揪了出来，罪名是“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之后被关进牛棚、游街批斗，遭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

   她没有屈服，知道自己在刼难逃，命系一线在，决心冒死出走。在1970年的一个黑沉沉深夜，她用了一生的积蓄和首饰买通一个渔民，请把她绑在五个油桶上扔进茫茫大海。她借着汹湧的海浪泅游，整整漂泊了10个小时，最后终于成功的偷渡到了香港。她来不及见弟弟鹤年，怕中共引渡她回到大陸，接着风尘扑扑地只身去了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后在华人开的一家医院当产科医生，积累了些钱后自己开办了一家私人妇科医院。她的医道高明，很受华人的欢迎，可谁也不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女儿。自此陈子美生死不明，在上海蒸发消失。

   而留在大陆的丈夫李焕照，因妻子和岳父的原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牢，几个侄儿侄女均遭到肃整打击。大侄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当然首当其冲。认罪交待没完没了；二侄女儿陈红在向领导汇报思想时，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遭到斗争批判；三侄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现行反革命”，险些判刑；小侄儿子祯祺年幼获得“宽大处理”，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一去就是13年。

   陈子美独身一人在加拿大打拼，累是累苦是苦，但活得自由快乐。在她挣到一些銭后，于1975年离开加拿大到美国定居，1982年在纽约皇后区的雷哥公园买下了一个合作公寓单元，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1991年陈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后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人卷走，从此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后因积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八旬老人面临流落街头的境地。她不得不坦露真相，很快当地报纸报道了她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一时引起轰动。纽约市政当局资助了部分，后得到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才摆脱了困境。此后，她不得不在在美国纽约露面。消息不胫而走，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得知母亲还健在，通过各种人脉关係与久别的母亲取得了联系。陈子美也曾想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中国大陆，与亲生女儿团圆，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但当她一想起往亊就恐惧、就害怕，那留在大脑里的红色阴影，实在难以消逝：不能回去！不能回去！不能自投罗网啊！

     她宁可凄楚地守在美囯，却不愿回到那个使她伤透心的地方。 2008年4月14日，陈子美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于冷清孤独中离世，享年93岁。

    离世前，曾有人告诉她：中国政府将拨巨款整修陈独秀先生在江津的墓园。她只是淡淡地一笑，凄切清苦地说:“又得花老百姓的钱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又被砸了！” 

帮中共“洗脑”大师何家栋的悲剧人生

 题记：毛泽东一手打造出来的中共马列主义体制是个怪物，弒父杀母，吞友诛亲，对它越忠诚就越挨整，整得你死去活来还得呌它“万岁”。难怪靠吹牛拍马窃据高位的刘云山常委说“不能丟掉祖宗”。

何家栋

何家栋何许人也？现在好些人都不知道他了。他是当代民主自由战士，新启蒙的思想家。刘亚洲将军十年前对他有两句评语，“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但不能没有何家栋”。96岁李鋭老人题字是“多难多灾生智慧，求真求实作先锋，大家怀念何家栋，留下宝藏思想之灯！”他也曾帮助中共为一代青年洗脑工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在北平从亊文化出版工作，1949年创办工人出版社，先后执笔除编写了《把一切献给党》外，还有《我的一家》、《赵一曼》、《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特别是《把一切献给党》风靡于50年代，追求革命与求进步的年轻人莫不手不释卷熟读此书，主人公吴运铎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就是个狂热的追随者。

    这么一个早年追随毛泽东，有功于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者，从1951年起就被整被斗直至开除党籍，可他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忠于党的革命事业。1957年因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定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连降三级留用。1959年又因被指派为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1962年遭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遂被打入“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骨“反党分子”。1965年下放到山东成武县长达14年。“文化大革命”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亲和两个儿死于非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还想方设法保护刘少奇一家，亲自把刘源送到老家河南信阳避难。

     1979年“右派”妀正，《刘志丹》小说冤案彻底平反，他再次出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创办《人生》月刊、《开拓》文学杂志，又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1985年被迫退休。随后应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顾向、《经济学周报》总编辑、《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改造与建设网站法人代表。因在“64”政治风波中支持学生，上述周报、月刊、网站即被停刊、关闭。

    “64”一声枪响，使不少早年“追随共产党，立志解放天下人”的民主自由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反思，纵然学生有偏激过火行为，但号称“母亲”的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使用机枪、坦克去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闲赋在家的何家栋，晚年开始深刻反思共产党的建设历史，探讨中国今后向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道路，先后写出不少有份量的文章，被称为思想界的标杆人物。

    大概是2006年初夏，山东济南难友李昌玉兄来京，邀我参加一次文人的“饭局”，席间认识学者丁东与谢泳，自然谈及重病中弥留之际的何家栋。丁东说，在何老师走前，我一定要把“何家栋文集”刊印出来，让他看见。想不到三天后传来消息，就为这册文集丁东先先被国安带走问话，刊印文集的印刷厂被查封，所印出的几千册文集被有关部门作为非法书刊销毁。下此令者是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常委李长春，助纣为虐者中宣部长刘云山，這两个混蛋。故何家栋含恨而去，走前也未看见他己经刊印出来的文集。

    真理被恶神封杀，春天被阴霾吞噬。自此再没有人谈及何家栋文集出版一事，因为没人敢惹中宣部。那是个庞然大物，惹不起的衙门，它是新闻出版界的暴君，剿杀言论的沙皇，可以调动国安、国保对不听话的文人实施镇压。不平、愤然、恼怒、骂声，在善良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却从未平息，大家总是想办法要推出何家栋文集。2010年民刊《往事微痕》选载了《何家栋文集》中最精华部份约10万字，由杜光老师前言，以专集形式刊印流传。专集问世后很受欢迎，不少地方复印传抄产生了一定影响，于是引起了陈蓓老人的注意，我和她交上了朋友。她多次向我提出在何家栋逝世五周年的日子，能否把何家栋文集公开自费刊印出来。虽然知道困难重重，风险很大，出于道义与责任我答应了下来。

    中国就是这么怪一个国家，一些质量不高与假大空的东西遍书摊都是，凡是有思想、有见地、说真话的高质量、高规格的文章，纵是跑遍中国也买不到，除非在香港、台湾。我拿着书稿跑了多家出版社没有一家接手，最后也只能是香港。这样的书在香港出版了但拿不进来，海关一律视为“毒品”予以没收。只好用香港书号在国内印刷，但得绝密进行。为了安全，我们只好学着共产党搞地下工作的年代，不打电话、不发邮件，单线对单线，乙地印制甲地寄发的办法，终使何家栋文集出版问世，并还开了首发式。虽然如此保密又保密，跟踪的文化特务还是找到了那家印刷厂盘查，可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好不了了之。唉，扼杀民主自由思想的独裁文化体制，非把中国知识分子逼疯不可，到底为了什么？所幸何家栋文集的姊妹篇《何家栋纪念文集》又问世了！正如杜光老师在代序中的开篇语：“让大家都来分享他遗留的精神财富”，这是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做为炎黄子孙的中共，为什么要毁灭这笔精神财富？难怪，有70年党龄、岁及90何家栋的遗孀陈蓓老人—原燕京大学法律系高材生、57年与何老同为右派，无不感慨地说：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变得如此专横与霸道，连一点道理也不讲啊！
     2014、3、2日改写于休斯顿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真正到来——帝师谈改革的未来

撬动新一轮改革的历史进程

孙立平，1955年5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博导

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想象；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希望。----题记


（本文发表于《改革内参》今年第六期。发表时做了一些必要的删节，个别文字做了改动。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改革的关键是势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

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那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

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前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

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具体的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

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执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经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国外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现在执政者已经大权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根本上来说，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之一是，改革的动能明显不足。上一次的改革基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坚则是社会中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群体，这就是文革受害者联盟。

尽管当时的老干部还在台下，知识分子还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潜能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启动改革的最有力举措，就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改善民生。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举措使得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而拨乱反正，尤其是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涨工资提粮价，迅速扩大了改革支持者的队伍。改善民生的措施，则赢得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支持。而本次改革面对的阻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未来的隐患也更多。

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次改革中，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已经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既得利益者。其中的一些人虽然基于理念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变革要求，但与80年代那样一种变革冲动比，已经明显不一样。

普通民众虽然是前些年形成的权贵弊政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上一次改革后半段的遭遇已经使许多人对改革有了恐惧感。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一轮改革后期改革的走样变形，已经部分地使改革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本次改革的推进，显得异常艰难。

这次改革的艰难，可能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改革的启动上，更大的考验，可能会是在改革的途中。

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次改革启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确实是不能否认的。

过去几年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任意夸大。从现实情况看，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启动反抗的力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败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

既得利益集团，说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

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之后，他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上一次改革最后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80年代的改革，人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争议，但如何认识9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分歧。

尽管许多人直到现在仍然将90年代的改革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但其实从那时起，改革就已经是进入畸形状态。

政治体制改革被完全搁置在一边，甚至在政治和法治的意义上出现倒退。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缺乏舆论的透明，缺乏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能力，市场化与私有化方向的改革，很快就演变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

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一些出发点良好，甚至是设计良好的改革措施，也往往是被扭曲，走样变形。这种情形，在国企改制中达到了高潮。自此之后，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味儿，改革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官僚阶层对政权的支持，对贪腐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除了偶尔抓出几个腐败分子以缓和民众的愤怒情绪之外，对贪腐现象的蔓延已经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开始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乱象有增无已。

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格局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水落石出。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改革有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

这种现象，现在在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看到苗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权贵集团的空间就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将进入困难时期。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

特别是在以个体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前些天我曾经说过，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之门，条条是通向恶之路。做得好，每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做得不好，每一条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尤其是在诸如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这样直接关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上，都要谨防被既得利益集团弄得走样变形。

现在特别要看到，在过去30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家底。

前一段时间我粗粗估算了一下，目前中国财富总量可能已经达到几百万亿甚至上千万亿。其中国土资源性财富在数百万亿的规模，经营性财富在百万亿以上，金融性财富仅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量达到近100万亿元。不动产至少在200万亿以上。

单单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根据有关研究，至2012年底，中国居民总资产为263.16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06.09万亿元，实物资产157.07万亿元；总负债为16.14万亿元；净资产为247.02万亿元。

因此，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众的财富和利益不至于被再次掠夺，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因素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关键是由反腐败转向对弊政的系统清理

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前面已经指出，权贵集团不仅仅是掠夺社会财富，而是形成一种系统的弊政。前一段时间我把这种弊政概括为四大表现，就是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

这里说的强征强拆，并不仅仅指的是征地拆迁本身，而是指一种更为广义的财富掠夺过程。应当说，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

无论过去的基数有多低，基础有多差，这也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达到一个相当富裕的水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只用20年的时间，就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也成了富人。

但中国发展的平均速度比他们高，发展的时间比他们长，老百姓生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却相当慢。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而我国2010年12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表明，如果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百姓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成果哪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贵集团拿走了。

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出现了赤裸裸的财富瓜分和掠夺的过程。

瓜分是指利用权力的因素，将本来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不是一般的贪腐行为所能概括的。财富瓜分的范围涉及到国有经营性资产（国企）、矿山、土地等。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财富瓜分的过程，权贵集团迅速暴富。如果说瓜分指的是对名义上公有的财富的不合法占有，掠夺则是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之间。

钟伟教授早在2004年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群体间或个人间的财富转移，当时主要有四种形式：1、企业或者老板压低工人工资，压低社会保障，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2、负利率。按照每年1.5万亿的储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3、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中小股民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以前估计是大约有1.5万亿。4、土地的转让和让渡，在当时大约有每年3000亿元之多。

实际上，这种瓜分和掠夺，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财富的意义，山水、风景，甚至人们的休闲之地，放松的场所，都在开始成为一部分人的私产。而最近这些年虚拟经济的发展，则更为这种掠夺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疯狂的财富掠夺，不仅造成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

实际上，现在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哪来的？与财富的掠夺过程有极大关系。前些年，许多学者在传播一个说法，叫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律。

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与这个所谓矛盾多发期有什么关系？现在社会矛盾的具体事由是什么？无非是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失业下岗、环境污染等。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这样征地拆迁？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会如此大面积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问题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财富掠夺的过程直接相关的。

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的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

可以说，什么叫维稳？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社会稳定，但像中国这样，把维稳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择手段进行维稳的国家无疑是极为鲜见的。

在这种维稳弊政背后的，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而这种思维与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思维同出一辙，是基于对整个形势的误判。

改革前我们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这个弯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和对一个情况的基本判断出现失误有着直接关系，这就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得过分严重，结果是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

而这20年的时间，则是对不稳定的状况估计得过分严重，于是搞了二十多年的稳定压倒一切。非但如此，有关部门甚至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氛围。于是，维稳成了头等大事，成了一票否决的硬任务。结果是，在这一段时间，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无法去做，不敢去做，放过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机遇，改革也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与此同时，维稳不但不能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是加剧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心理疏离与对立。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

因此，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原来不离口的维稳提法消失了。

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但从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维稳思路明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时，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在走向法治，保护人权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可以说，只有彻底清理维稳弊政，改革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才能打通走向公平正义、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之路。

因此可见，系统地清理权贵弊政，对于凝聚改革动力，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动力。因此，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败打开既得利益集团的缺口之后，能够转向对权贵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这些年维稳中积累的种种冤假错案。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人心舒畅的社会氛围，改革也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当看到，维稳已经成为一种负资产。我9年前就曾经提出，应当用秩序思维取代维稳思维。系统清理维稳中的冤假错案，不仅有利于造就改革动力，也可以为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础。

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

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应当说，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公平正义是新的旗帜

深化改革，清理权贵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在这次改革刚刚破局的时候，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这一轮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

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并不是上一轮改革的简单深化，而是一次新的改革。

从前年夏天开始，我就在讲一个观点，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新的30年的开端。前30多年的改革，使得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30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平正义在整个改革的设计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决定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将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是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指向。

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要看到，公平正义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症结，目前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

从经济上说，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力在不断下降。原因在哪里？最关键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

这些年，由于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由于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越来越多，由于垄断的因素越来越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大不如从前。

未来中国如果要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特别是要重新焕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首先需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现在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条，明天出台72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现在政府最需要做的只有四个字——一视同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发出来。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到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社会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假如和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由吃不饱饭这样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主要就是由社会不公造成的。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我们能否做到？这已经是个问题。什么是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最简单的说，老百姓遇到点事情要有说理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标准。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哪怕有一官半职的人，自己遇到一点事情，能否找到说理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是个问题。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基本的症结也是在这里。

为什么这些年维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而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在公平正义上。现在民众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维护公平正义，而实际的情况有时不但维护不了，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公平正义。这样的体制脆弱是必然的。

要看到，在今天，人们感受最深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被破坏。前段时间，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经济又是如此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普遍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公平正义，应当是中国本轮改革新的旗帜。但有人可能会怀疑，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公平正义能真正实现吗？这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看。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们对现实中的不公正的共识，要远远大于在哲学意义上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共识。消除社会中人们公认的不公正的现象，是走向公平正义的最现实的路径。

遭舉報求脱身 向王岐山誣告 宋林：有人反中亂港

宋林曾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反映，舉報他的人想借事件「反中亂港」

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中紀委拘查，引發這家老牌中資企業大震盪。昨傳華潤又有多人被帶走調查；集團急在深圳召開主管級會議，宣告總經理喬世波主持集團的全面工作。內地記者李建軍昨繼續爆料，指宋遭舉報後曾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誣告，指有人要「反中亂港」，舉報他是針對中央前領導人，欲令中紀委投鼠忌器，保他過關。

內地《第一財經日報》網透露，繼宋林被拘查後，華潤集團昨再有人被帶走調查。昨日上午，華潤在深圳召開主管會議，通報宋被拘查，並傳達中組部決定，由集團總經理喬世波主持全面工作。喬講話稱，華潤目前「正面臨非常嚴峻時刻」，要求全體員工全力以赴維穩，保持正常生產經營。 

華潤再有員工被拘查

去年專程來港舉報宋林的前《山西晚報》記者李建軍，昨在微博繼續爆料，指宋遭舉報後為說服王岐山使盡渾身招數，先把針對他的反腐行為扯到「有人想反中亂港」政治高度，繼而又用外媒報道事件涉中共高層（即華潤收購山西煤礦涉前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家族），想把水「攪混」，令王投鼠忌器；最後又把問題推到山西煤老闆「內鬥」，累他蒙冤。

李建軍稱，中共反貪「按我的預料，繼上個大老虎後，華潤的事，再加上北大青鳥的事，又一個大老虎要被拎出來了。」李沒指兩個「大老虎」是誰，但外界認為「上一個大老虎」指周永康，「又一個大老虎」指賀國強。外媒指宋與賀的大兒子賀錦濤關係密切，向賀送幾千萬元（人民幣．下同）買到董事長，對賀言聽計從；而北大青鳥總裁蘇達仁日前被中紀委拘查，蘇是賀國強二兒子賀錦雷的死黨和「錢袋子」。兩案矛頭都指向賀國強。

賀國強子涉收宋林數千萬

據透露，賀錦濤在華潤山西礦收購案中，親自向競爭對手山西大同礦務局領導打電話，要大同礦退出競爭，否則「大同煤礦整個領導班子也會像重慶一樣出很多問題」。大同礦原擬70億元收購，華潤終付120億，多出50億被轉到北京一家外資背景投資公司賬上，該公司與賀錦濤的私募基金關係密切。

李建軍透露，2010年國家審計署已掌握華潤收購弊案證據，但被某高層強行壓下；2011年時任總理溫家寶、中紀委副書記何勇、監察部長馬馼、審計署長劉家義都親自批示查處，調查也發現不少問題，不料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再次被人為制止」。外界相信，能「人為制止」上述高層批示的調查，只能是時任中紀委書記賀國強。

新浪微博/《蘋果》記者 

宋林案經過

1）宋林靠前中紀委書記賀國強的大兒子賀錦濤撐腰，坐上華潤董事長，為此向賀付出數千萬元代價

2）賀錦濤直接介入華潤山西煤礦收購案，華潤為此多付50億元代價，有關巨款疑流入賀的私募基金

3）2010年，國家審計署調查華潤收購弊案，被時任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叫停

4）2011年，時任總理溫家寶批示國家監察部長馬馼主責接手調查，但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再遭中紀委「人為制止」

5）2014年，現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下令調查，宋林被拘查

備註：貨幣單位人民幣

資料來源：博訊網/李建軍舉報

林彪的吃喝拉撒病——专访内勤刘文儒

      刘文儒是1960年从一个战士走到林彪身边的。建国后，林彪因战伤造成的神经官能症，一直在调养，刘文儒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伺候林的吃喝拉撒睡，毫不懈怠，林深受感动，说：“你伺候我做的事，我的子女都做不到。”还准备把女儿豆豆许配给他。913事发，刘文儒负罪莫名，愤然拒绝给他安排的职务，坚决回归草根。他今年已是74岁孤寡老人，养老金微薄，仍在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道义。他记忆的往事，有思想，有感情，是真诚的，林彪吸毒吗？装病吗？是怎么出走的？他都会开襟见怀的告诉你。


◇　初见林彪就是一个病秧子

刘：当年把您选调到林彪身边，是百里挑一吧。

文（儒）：我是天津宝坻人，1958年底入伍到的196师，我从新兵训练队出来，就分配到师工兵营的卫生所当卫生员。1960年春的一天，师参谋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哪里人啊？念了几年书？家庭情况怎么样？问完后说：“你把工兵营的防疫情况写个报告给我。”

参谋长找我谈话时，我看到旁边坐着一个穿便衣的，后来才知道他叫李文普，是林彪的警卫副官，他是专程来为林彪身边选卫生员的。他在一边审视我，听我说话口齿清楚不清楚，反应怎么样，没吭一声。参谋长要我写东西，主要是看我字写得怎么样，文理通不通顺。过了一个多月，师参谋长又找我谈话，才告诉要调我到国防部，说：“那里大首长多，要好好干，我们就挑了你，是拿着脑袋担保的。”

进京是师的军务参谋护送我的，到国防部大楼就把我交给了李文普，我这才知道他的名字，他一身军装，中尉军衔。李文普就带我到公主坟的招待六所。

六所院子挺大的，平房多，有果园。李文普介绍说，这是中央的内部招待所，首长暂住这里。我不明白他说的首长是谁？他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一个叫关光烈的秘书让我坐下，他出去不多会，就领来了一个中年妇女，介绍说：“这是叶主任。”我起立敬礼，她让我坐下，亲切的问起我的家世，文化程度，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她每问一句，我都站起来回答。

“以后你在这儿要好好工作，为林元帅服务。”

林元帅？好大的官啊。我的心血陡地往上涌，没想到自己一下像进到南天门。叶让关秘书安顿我的住处。

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小屋，这里是林的勤务值班室，一个矮墩墩的战士站在屋当央，笑微微的望着我。关秘书对我说，他叫小郭，在值班，也是你们196师的，来这里已半年了。

小郭也是宝坻人，他家离我家有十几里，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他告诉我，刚才和我谈话的叶主任叫叶群，是首长的夫人。林彪元帅我们称呼他首长。他要用你就打铃，你听到铃声，马上到他跟前听吩咐，叫干啥就干啥，不要多嘴。小郭分工我每天打扫卫生，送三顿饭。

刘：你是怎么第一次见林彪的？

文：工作了两天，我心里一直记挂着见林彪的事，小郭知道我的心情，这天来了客人，小郭让我去送茶，我端着杯子进了会客室，第一眼就看见林正坐在沙发上和客人说话，他那副样子让我傻眼了，是个老头啊，一身便衣，瘦骨伶丁的，头发都快掉光了，这是我想像中威武的林彪元帅吗？我记住小郭的话，赶快退出来。

我对林的第一印象至今不忘。在小学课本上他那生气虎虎的战将形象，在我心目中全消失了。后来，关秘书告诉我，1938年他在山西给阎锡山的兵误伤以后，到苏联治疗，神经功能没有得到恢复，就匆匆回到国内靠自己将息，身体一直是病恹恹的。关秘书的话给我心中增添了一股敬重他的责任感，我要伺候好他。

刘：来的客人你知道是谁吗？

文：不认识啊，后来小郭告诉我是叶剑英元帅。平常他们都不穿军装，不穿军装见面也敬礼，我不明白，都是元帅还有上下之分？


◇　林彪一日三餐吃些什么

刘：你开初是怎么值班的？

文：刚开始做林的内勤，我很不习惯，说话不能大声，走路只能快走不能跑。每天擦桌子扫地，没事就窝在小房子里，多没劲呀，一天到晚连个和你说说笑笑的人都没有，我念叨部队，想回去，可来时头儿说他们是用脑袋保我的，怎么说也得干几年呀。

一年后小郭调走了，林的起床睡觉，打扫房间卫生，冲厕所，开窗换气，都由我一人来操持。

刘：林每天的作息是怎么安排的？

文：他身体好的时候就6点起床，看一阵文件，到我就给他弄饭吃，早上7点半吃饭。他吃完早饭总是在走廊里转。走廊一头有个沙发，转累了就往那儿一坐，这时秘书就开始给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复上午的活动。林吃完晚饭也要坐下来待会儿才到院子里走走，有时候叶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着转，没人陪他就自己转，转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就睡觉。

早些年，林还到公主坟街上活动活动，拎只小收音机边走边听时事，我就在后面悄悄的跟着，躲在电杆或树杆后面盯着他，因我有保卫他安全的职责。那时，认识他的人很少，活动也很自由。

刘：林的一日三餐都是你端上桌的，他都吃些什么？

文：1960年我刚到时，他们一家四口还能在一桌吃饭。文革开始，豆豆和老虎都到空军上班了，叶群忙，起的晚，林的三餐都是自己一人吃。

林吃的比较简单，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头鱼他都吃，他吃的菜都是煮的，拌点油盐，还不得放葱姜蒜。他拒绝吃炒的菜，说吃了上火。主食是馒头。馒头切成片泡在汤里，吃的时候要去掉汤。林吃的菜通常盛在几个小碟子里，他不喜欢吃的就放在一边。长期素食，营养很差，林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叶群想了办法，在林的面食中掺了些高蛋白。

外出的时候就带个菜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菜谱和制作方法交给那里的厨师。当时他还能喝些水。到1965年后喝水少了，饭量也小了。

刘：林像苦行僧样生活，营养能保证吗？

文：叶群想了个办法，把肉剁的很粹，做成小饼给他吃。

刘：他没有食欲，是不是有萎缩性胃炎？恐怕还是过去他在战争年代长一顿短一顿造成的。

文：他从未有饥饿感，反正到点就吃，每顿像猫食。他给我说过一个故事，红军时期，打了一场败仗，逃跑了一天没吃上饭，饿的难受，正好窜到一个地主家，锅里炖的是肉，好香啊，又是大年三十，那是他最好吃的一顿饭。

刘：听说林饭前不洗脸也不洗手。

文：早些年他早上起来，我把水给他放好了，放上毛巾他就自己洗。到1965后就不洗脸不洗手了，吃饭时，手在裤子上蹭两下抓起筷子就吃。晚上上床休息也不冼，我给他弄块半湿的毛巾擦擦就行了。

他中午吃饭老是爱出汗嘛，只要一出汗就呆呆的躺在床上，生活秩序也乱了，后来他就先睡觉，不管睡着睡不着，到下午两点起来再吃饭。

◇　不愿洗澡，不愿换衣服

刘：洗衣服，洗澡啊，这些都是由谁来照顾林？

文：洗衣服的事就交给了王老太。老王是陪伴豆豆的，也照顾叶的生活起居。

林平时出汗多，怎么也不让换内衣内裤，都穿两三个礼拜了，我坚持着动员他，说：“你出汗还穿着，更容易受凉，换件衬衣吧？”他同意了，就说：“你说的对，换一件吧。”换下来的衬衣脏着呢，领口黑不溜秋、光几几的，老王得用洗衣粉泡上两天，再拿搓板搓洗，费劲着呢。

平时林的衣服修修补补也是让老王来做，林蹲厕所屁股露着易着凉，老王就把林的衬衣后摆接出一块来。

早先林不愿洗澡了，我对他说：“你好久没洗澡了，等天好了，给您洗一下澡吧。”林说：“讲卫生的事，不能全信医生的话，你要都听就活不了。”他又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多脏呢，人家也没病没痛的，西藏的孩子生下来洗一次，死时洗一次，不也活的挺好嘛。”

后来他到庐山，住在美庐，那里原是他校长蒋介石的别墅，宋美龄的画，蒋介石着军装的像还留在墙上。美庐有一个小锅炉，早些年蒋宋就用它烧水洗澡的。有人告诉林说，老蒋的睡眠好，就是经常洗澡。林从那儿开始天天洗浴，下山后还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要洗澡我帮他弄好水，还要拿温度计量。温度要求调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时候水里要放点醋精，用药皂，红颜色的那种。他洗澡很快，在水里胡弄几下就上来了。


◇　冬天，我用体温焐热他的衣服

刘：你侍候林每天都要做些什么准备？比如根据他的习惯，安排他的什么活动，你得事先要想到一些问题。

文：先要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比如，什么时候给房间通风，什么时候搞卫生，通风时他坐到客厅，我就把卧室窗户打开，如果他在卧室，我就把客厅给通通风。他怕风，一般不大开窗。外出时，天气变化该添加什么衣服，穿什么鞋，这些事我想的比较细，比较多。

刘：我见过他睡的床，不宽，只有一米三五。

文：对。他不睡大床，也不睡席梦丝，他无论到哪儿，就睡棕床上加一层软垫。每次外出，我们就把他的被子衣服用大帆布口袋装好带上。他穿的、盖的都不用别人的。

刘：他用的是军用被子还是普通的棉被？

文：刚开始只用小薄被，后来把小薄被淘汰了，全用毛巾被。毛巾被有七八条吧。

刘：他穿的衣服有什么要求？

文：林平时最注意自己生活的空间就是温度，日常穿衣多少要根据温度来定，这是1950年代北京医院的专家给他定的，以温度30度来增减衣服。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我就用温度计测定。如果超过30度，林穿衬衣就够了，如温度在28度，就给他加一件布料的。他穿衣服厚薄都有规定，有温差2度的，温差4度的，温差8度的。夏天一般没事，他穿一件衬衣就够了，35度也如此。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有时刮大风，窗户密封不好，虽然是两层玻璃，我得个把小时要看一次温度表，他自己也看，温度低了就主动找我给他加衣服。比如冬天，他外出时若是零下十几度，给他把皮帽子一戴，大衣一穿就完事。

最初给他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拥挤的难受了，他要我把领子给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发现口袋堵胸，我又给他把口袋拆掉。

他从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没有，冬天不穿棉。他起床时，我得根据多少度再给他配什么样的衣服。他穿衣服不讲究，只要合适温度就行。每天看温度计成了他的常态，走廊、厕所、会客室到处都为他安放有温度计。

如果衣服、鞋子坏了，就给叶群说，叶群就给买，或再做。

他的换洗衣服有七八件，都是旧的，衣服边儿磨裂开了，就让老王修补，不行了，叶群就给他再做一件。

刘：我听说你给林穿衣服也是怪怪的，要用您的体温热烙。

文：冬天林起床时，我要他躺在被窝里别动，我先把他要穿的衣服穿上半小时，用我的体温焐热后，再扶他起来给穿上。他要是穿三四件衣服，我就把它套在一起，只焐一次就够了。

刘：你为什么不用热水袋给焐热？

文：用热水袋焐背部太烫，两边衣袖还是凉的，我用身体加热的衣服温度就均匀了。

刘：年年如此？

文：就是每年的冬天天天如此。这事让他感动了，对我说：“你侍候我做的事，我的子女都做不到。”


◇　吸毒，打强心针，都是胡说

刘：报刊上时不时说林吸毒。还有个摄影记者说他在天安门上还闻到林的身上有鸦片烟味，是真有其事或是胡说乱说？

文：我一天24小时都在林身边，林干了这种坏事，我能不报告？什么渠道提供的烟土？谁参与？说得出来吗？

刘：林治疗枪伤曾两次去苏联，跟随他的副官于保孜说，林在治疗期间闻听到斯大林消除自己的政敌，就是通过医生用药谋杀的，林的病未愈就匆忙回国。回国后，对国内医生也不信任了。自家弄了本药书研读，自己处方。解放战争的1947年，他在白城子自己开方子吃，差点死了。建国后，就靠自家疗养，从不求医。301医院副院长曹根慧告诉我，有一次，林患肠炎，曾宪九主任给他处方用药，硬是不吃，曹根慧上门来劝说，也不吃。曹把周恩来搬来了。周当着林的面把两片药放在自己嘴里吞下，在林身边坐了两小时，说：“你看，在我身上没什么反应嘛。”林这才开始服药。我和建国后在林身边的秘书、内勤都交谈过，他们都认定林患有神经官能症，体质虚弱，你守护林生活多年，应该比你的前任所见所闻更加清楚。

文：林体形瘦小，脸色终年苍白，50多岁就颧骨突起，走的步态沉重，体重只有80多斤，　要是脱光衣服，你就能看到他仅是一付骨架子，

他神经一直是衰弱的，经常失眠，心脏有时也难受，睡不着就叫我：“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发上跟他聊。他发困了，就说：“你看到我要睡着了你就走。”有时长时间睡不着，就说：“别管我了，你去睡觉吧！”

他怕出汗，一出汗前胸后背一片水湿，他不愿换衣服，自己躺在床上把汗焐干。

我长期失眠，靠悄悄抽几支烟或服用安眠药，才能没日没夜围着他转。

刘：有人说他上天安门要靠打强心针支持。你们还经常给他注射改变思维、改变意志和记忆的针剂，有这种事吗？

文：全是胡说八道，给林打针，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维生素，根本不是什么剧毒药品。

有人说他装病，我一天到晚守着他，能装吗？他确实有神经官能症，怕冷怕风，有次转车，车玻璃没关严，回来就躺下了。他在全国漫游，选择住地要避水，在北戴河或在青岛的住所都靠山背海。他的手要是摸了发凉的物件就会身上出汗。

林的卧室里那块大木板上都是他的生活记事，他的总结有一大堆，比如今天吃什么东西出汗，吃什么东西不出汗，凡是出汗的，以后就不吃了，或吃什么东西拉肚子——他都写在黑板上。只要他生活中信奉的经验，要我都记下。有时他口述我记。他没事就这么琢磨，找原因，弄出好多条，一条一条都要我记住。他说：“我要是把这事忘了，你提醒我啊。”

刘；1966年7月，林在大连犯病了，痛的夜里睡不着，白天起不了床，豆豆见他夜里在水泥地板上打滚。

文：听小陈讲，林在毛家湾肾结石病犯了，也是在地上打滚。就是这付身体，毛还要林去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当上了接班人。


◇　林彪有自己的生活理论

刘：林从不吃水果，也不喝水，听说他肠道经常梗阻。

文：他的生活习惯我无法改变，他经常个把礼拜都不拉大便，一拉就跟驴拉的一样，挤出一个个粪球来，撑的他肛门破裂直流血。我在他便盆边上总是放个热水瓶，他要拉，我赶快倒点开水涮一涮便盆，增加温度，还得赶快拿干布擦净水气，放在凳子架上让他坐上

要是拉的不是粪疙瘩了，他要我看，说：“拉肚子了。”我一看，粪便成条软了，还是干的啊。他说：“多可惜啊，这么多营养都拉出去了。”我当着他的面不好说，当元帅了，学马克思主义的，怎么连点儿生活常识都不懂？

他说不好病就来了。1963年在广州，住在汪精卫的房子里，一天，起不来床了，北京专家来会诊后，他告诉我生病的原因，说：“睡觉不能总一个姿势啊，得翻身动弹啊，一动，被子没盖严，肩膀露出来了，所以病了。”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用一根木棍，约50公分长，他睡觉时，要我把棍子从他脖子底下穿过去，再用两条绑带，将木棍的一头绑在左肩，另一头绑在右肩。两边都有了挡头。一动不就翻不过身了吗。

刘：这不是自己在找罪受吗？

文：林说他翻不过身时自己会醒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总比凉着肩膀好。

刘：听说他常年坐的沙发是特制的？

文：对。那年去上海，他坐在招待所的那个沙发上不出汗了，说这挺好的，走时他让我把它一块儿带走，秘书给人家算账付钱买下来了。他坐的沙发后面有个靠垫，是真皮的，后来，我给他弄了个木框子的棕垫靠着，果真不出汗了。他喜欢这样拼装的沙发，坐垫底下悬空的，靠垫是中空的，不论走到哪都带上坐垫和靠垫。


◇　给林彪用假药安眠

刘：林精神上是不是还有一种癔病？

文：要说他精神上有病不为过，他一说这不好那不好，只能想到让他睡好，给他打假安眠药针剂，实际上打的是维生素，对他心理的暗示有相当效果。他就会说：“我睡觉睡的好了。”如果哪天他感到不舒服或汗出的多，我说成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就诓骗他说：“今天阴天啊，气压低。”他就说：“噢，对，对，气压低了，人就难受。”他一听心气平和了，没事了。要不，他就会癔想，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对，或者是不是受凉了？

刘：谁来给他用假药？

文：我来给他用。

刘：你要做的很像啊，你让他吃的胶囊他会分辨的，怎么办呢？

文：胶囊是从北京医院领的。安眠药胶囊是半截红半截黄的那种，我把原装药给倒掉，然后把维生素药片弄成末，用那空胶囊把假药给装上。再送给他吃。有时候他睡不着了，一会要一个，过量了，第二天早上昏昏沉沉的还醒不来，好些天我就不给他了，实在不行了，就给他打安眠针剂。

刘：用假药叶群非常清楚，是她指挥的吧？

文：对，她指挥的，我哪敢用，打针也好，吃药也好，包括其它的骗法，都是她支的招。

刘：听说叶群经常在生活上要求你们骗林，是吗？

文：蒙他已习惯了。叶群体谅林的处境，她骗林的出发点有好的一面。林不出门，不接触人，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连文件也不看了，也不到毛主席那里去参加会了，他心里烦躁，报纸上的事，社会的各种问题，叶不让我们告诉他。另外，叶群把中央文件上的、军队的和社会上发生的事，经过挑选后才传给他，你说他能知道什么啊？


◇　叶限制了林，更是限制我们，什么事也不让知道。

刘：有两件事你应知道，一次贺龙来见林，叶说贺龙身上有小手枪，要你们都带上枪埋伏在会客室四周，防止贺龙行凶，结果什么都没发生。贺带枪的事，是毛泽东告诉叶群的，给叶小题大做了。

还有一件事，大概在1963年吧，老帅中有个被称为“花帅”的，生活作风很浪，林把他找来，代表组织和他谈话，批了他两个小时，“花帅”离开出门时，　脸上还是泪花花的。

文：………


◇　老虎喜欢长江的激流

刘：你随林外出时，炊事员是从毛家湾带去的、或是当地派来的？

文：林外出不让带自己的炊事员。司机也不带，就带秘书，内勤，他确实是你们说的轻车简从。

一次林去庐山，带了叶群豆豆老虎，秘书周衍盛和我跟去的。我去是我游泳好啊。叶就让我和豆豆、老虎天天去庐林水库游泳。水库深着呢，中间弄一个大木筏，人可以上去歇一歇，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就是坐在木筏上面。

刘：毛泽东去庐林水库的时候，有好多女孩子围着他转啊，都是海政、空政文工团的。

文：对啊，好多人，女孩子头上的泳帽红红绿绿，像水面上开的花。有的女孩子不会游泳，身上还给套个圈。老虎嫌水库风平浪静的，提出要畅游长江。

刘：九江那儿的水挺急的，有旋涡啊。

文：对，我们从上游到下游游有30多里地。长江江面宽阔，无风三尺浪，浪扑面就呛水，我的心都发怵了，老虎真是老虎，他胆大，一直在激流中冲撞游了30多公里。


◇　秘书每天给林彪念文件

刘：秘书给林念文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文：叶群每天把传来的几十份文件精挑出几份重要来，让秘书给他只讲一二十分钟。扼要的说说国内的什么事，国外的什么事。有时林听到值得他重视的问题，说：“把这个文件给我留下。”文件要入档的，秘书经常来找我，说：“首长上次留的那份文件放哪儿去了？你帮助我找找吧！”

刘：一天讲文件几次？

文：一般都是上午给他讲一次文件。叶群没当治局委员那几年，常来林跟前山南海北的聊天。偶尔外出只是去商店逛逛，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房间看书，她把书上政治的，历史的或有趣的故事就来给林讲。

刘：听说林有性功能障碍，林叶不住在一起？

文：一直是分居的。


◇　林彪会弹钢琴，想打仗

刘：林一天到晚就这么孤孤独独的，就没有一点嗜好？

文：在走廊上我给他摆了个留声机，这是三十年代的产品。林最喜欢听轻音乐和梅兰芳的。有一回，我见他坐在豆豆房间里弹钢琴，弹的很流畅，不像是初学的。我万万没想到林还有这么一手本领。

林也吃零嘴，他只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时候，不言语，对我只伸两根手指，表示吃两块。

中苏边境紧张，他招来总参作战部的人，地图在客厅墙上挂满了。有时他一人坐在那儿看，林还让小陈帮助他背图。那些天，小陈跟着他早起晚睡的看地图，背地图。小陈叫陈占照，刚调来林身边当内勤，挺聪明，高中文化。

要是平时，林越想自己身体不行就着急，越着急越出汗，一出汗就动不了了，一直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要他准备打仗就兴奋，脑细胞也激活了，身体也好了。

1969年，他到三北地区视察，手中不离地图，走一路看一路。后来，紧张形势和缓了，他亢奋的精神状态也蔫了。


◇　很少参加会议，从不写日记

刘：林参加会议多吗？

文：他隔几月就要给主席那里去汇报一次，中央开会他也得参加啊。一般主席召开的，总理召开的他都会去，后来就有选择了。”他说不去，秘书就得给请假。

刘：好多会是叶群代劳了？

文：刚开始没有。叶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才代林出席各种高层会议的。

刘：林参加会要讲话，他有什么准备吗？

文：有准备，准备也特别。开会之前他在屋里转啊转的，然后停下来在一张纸片上写几条，再转，再写。他记的东西过一段就自己清理，有的留着，有的就不要了。

他开会讲话一般不用讲稿，也不善于拿着稿子念。我在毛家湾的时候，就没见过一个秘书给他写过讲稿，他记的字条上只有只个字，秘书们说，几个字或一句话，就能牵动他要说的全部内容，怎么讲，只有他自己知道。

刘：他记日记吗？

文：我从未见过他记日记。他偶尔要写什么，我给他在走廊的两头安置有张小桌，放上红蓝铅笔和纸，他在走廊散步，想起什么就写上几个字，记日记是根本没有的事。


◇漫游养病兼顾视察战区

刘：林为了养病，在全国漫游，去了些什么地方？

文：1962年，正是福建前线紧张的时候。我和李文普跟他到厦门后，不让他到前沿去，他非要去望望金门，不让人跟着，说：“目标大，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了。”他硬是一人往几百米山上的观察所爬去，李文普不放心，还是远远的跟着。那时候他身体还行。

每年他在北京待的时间大概有七八个月，冬天去广州，春节以后广州开始变潮湿了，他就得走。夏天到比较凉快点儿的地方去，如大连、青岛或东北，还去了甘肃卫星发射的二十基地。那地方是大沙漠，特荒凉，招待所只有一个招待员接待我们。

他到哪儿都是低调，不准地方或军队首长迎送，不得拍照拍电影，凡是开班长或连排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林规定，要保证畅欲所言，他们的上级不得到会。


◇　林彪出走是给诓骗上飞机的

刘：我们党历次搞政治运动，都要来一次大扫除。1986年中央有个发到省军级的6号绝密文件说，处置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共清理了21万多人，其中省军级干部709人，地师级干部3030人，县团级干部10056人。光空军机关就扫地出门2400多人，你在林身边这么多年，最沾“腥”味，是怎么处理你的？

文：913事件那些天我不在北戴河，出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直等到北戴河林办的那拨人回来后，中办主任王良恩才来毛家湾传达中中57号文件。他传达完说：“你们现在都知道林彪跑了，知道了你们就甭回家了。”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给关到毛家湾的东院。

那天，我穿着凉鞋，没穿袜子就给圈住了，从此5年没有回家。还对家人谎说我出差了。

刘：把你们集中在亚洲疗养院办学习班，你们中间在学习班大批大揭林彪，你记忆中反应最强烈的是些什么啊？

文：林彪是九大选的，专案组没完没了地逼我们交待他的“罪行”。专案组的朱志和说：“把你们派到毛家湾，就是让你们保卫毛主席路线的，他搞阴谋诡计你们不知道？”我说：“我们水平低，看不出来。林彪当接班人，写到党章里，是你们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你们都不知道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吗？你们都看不出他有阴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有那么高的本事？”

刘：陈占照是最知情的，913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林的身边，他给你们说了些什么内容？是不是说林彪被老虎叶群诓骗走的？

文：豆豆是7号到北戴河的，小陈给豆豆讲了林立果在北戴河的活动，豆豆很警惕，要小陈千方百计儿的保护好首长，处处留心老虎和叶的行动。12号深夜，小陈见林立果和叶群紧张的进到林的卧室，感到有事，他马上转到过道的厕所，一墙之隔正是林的卧室，他贴耳听到叶对林说，在北京他们把黄吴李邱都抓了，马上来北戴河抓您了，我们得赶快走。林说，我就不走，死也死在北戴河。叶劝了一阵，要林先到大连避避风。林这才走出房间，在过道上叫李文普，说他睡不着了，要马上走，去大连——小陈听来的这些话，是在亚疗学习班审查我们的时候给大家讲的。那时他没屈从于人，我印象特别深。

刘：小陈一个人说，在法律上叫孤证，不会采信的。

文：反正当时小陈就是这样给我说的，很多人都听到的。我们都关在亚疗办学习班，要大家揭发批判林，小陈在政治高压下，能对我们说出这一事实，是很有勇气的。我们毛家湾的人，都知道小陈单纯，从不会说谎。

刘：公安部长李震说：“不管李文普左臂上那一枪是不是他自己打的，只要没有跟林彪跑就是好同志。”李震话里有话，作为公安部长为什么说得那么圆活，是政治的需要啊。

文：在北戴河带枪的有李文普一个，刘吉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林彪身上哪有枪？五九式的新式手枪林彪会用吗？


◇　我给扫地出门，负罪一生

刘：913事件后，审了您几年，你从学习班出来怎么转到地方了？

文：专案组审了我四年，给我做的结论是“犯有一般性的政治错误”。1980年初，我转业到天津塘沽电器厂，安排我当厂长，我不干。我说，我就当工人。组织部门的对人说，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关我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小，老婆是糖尿病，我妈身体也不好，一家老小都在望着我，我有什么罪啊？我有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对一切事物都心灰意冷。913事件中央都对，就我们做服务工作的错了，该倒霉。在电器厂干了整整5年，心里一直是沉甸甸的，老惦记家人，想回北京，我申请，上访，没人不理采我。一位好心人悄悄对我说，你是林彪的人，不会让你回北京的。偌大的北京竟然容不下“林彪的人”！我上访总政，总政不敢说原因，只说你已交给地方，由地方管你。我又找中组部，中组部说，你的安排是总政定的。来回的相互推诿，我整整跑了五年，才得到北京户口。

从塘沽回京之后，　安排在低压电器厂，我再不想干什么了，领导说：“你先去做饭吧。”我说：“好。”

做饭做了一年，领导非要我到车间去当支部书记。我去了，三天两头给党委写报告干不了，就是不批，我硬着头皮干了一年，领导才松口说：“这样吧，上收发室。”我说：“这挺好。”

刘：你服侍林忠心耿耿，你知不知道林很想把豆豆许配给您？

文：不会吧！人家是大学生，帅府千金，我哪能般配？

刘：豆豆也给我说过，决不会是假的？

文：豆豆对我家很关心，我住院她帮忙找医生，钱她接济，我敬重她，她是林家剩下来的后人，她后半生一直在为林冤案奔走，我祝福她长命百岁。

刘：你伺侯林彪含辛茹苦，时运让你落罪一生，如今你已是74岁的暮年，有悔恨吗？

文：我从南天门摔下来，活着只能听天由命。不再去要求官方给我纠正“一般性的政治错误”了，每年春秋时节，我烙上一张饼，带上一壶水，去到北京的郊野，那里没有烦恼的事，空气又清新，大自然会给我晚年最公平的待遇。

刘家驹，《前哨》2013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