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

各种迹象显示——党国喉舌正逐渐失去舆论阵地

前几天,出了一个“《辽宁日报》事件”——该报发了篇重磅社论,严厉批评全国各大高校的教师在课堂上抹黑咱们党国。
  结合此事以及最近一两年来发生的系列事件,俺给大伙儿分析一下——“伟光正”已经逐渐失去了天朝的舆论阵地。这是朝廷统治基础被严重削弱的征兆之一。


★喉舌们反复强调“三个自信”——充分说明“朝廷极度不自信”


  首先来聊一下大名鼎鼎的“三个自信”。自从习二逼(“习 big big”,简称“习二逼”)上台之后,官方喉舌屡次提及“三个自信”。何谓“三个自信”捏?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任何一个头脑稍微灵光的网友,都应该明白一点——【真正自信】的人,往往不屑于强调自己的自信。如果某个家伙总是把“我很自信”挂在嘴边,恰恰说明此人其实很不自信。
  类似的道理,还可以举出很多——
  真正的好人,往往不会反复强调“自己是好人”。如果某人反复唠叨说自己是好人,其动机反而显得可疑。对吧?
  真正的慈善家,往往不会大张旗鼓地标榜自己搞慈善。而那些大肆宣扬自己搞慈善的人(比如陈光标),多半是以慈善作为手段,来达到其它目的。
  因此,朝廷越是强调“三个自信”,就越是说明——朝廷在道路方面,理论方面,制度方面,其实都极度不自信。就拿“道路”来说吧,当今世上,还有多少国家在坚持“马列主义道路”?仅仅剩下5个(真的是“屈指可数”),分别是:天朝、北朝鲜、古巴、越南、老挝。这其中的“北朝鲜、古巴、老挝”都是经济状况糟糕、人权状况恶劣的奇葩。就这样一种局面,你说朝廷在“道路”方面很自信?或许只有傻逼才信。


★《辽宁日报》事件和“七不讲”——折射出“党国失去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


  接下来说说《辽宁日报》事件。

◇《辽宁日报》事件


  上星期,《辽宁日报》发了那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此文的截图在“这里”)。文中指出:
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是个别,还是普遍?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 80% 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此文一出,引发网上热议。尤其是很多自由派/民主派的网民,对《辽宁日报》进行猛烈批评。不过捏,俺要稍微唱一下反调。个人觉得:这篇报道透露了一个大好消息 :)
  要知道,《辽宁日报》是辽宁省的“党报”。也就是说,“官方喉舌”自己承认——【全国范围的高校】,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普遍的抨击党国的现象。(五毛们请注意,这可是党国喉舌自己承认滴,不是俺凭空抹黑造谣哦)

◇七不讲


  光凭“《辽宁日报》事件”,或许你还看不出问题有多严重。俺再来聊聊“七不讲”。
  朝廷关于“七不讲”的禁令,是在去年(2013)曝光滴。所谓的“七不讲”包括如下七条:
1. 不能讲普世价值
2. 不能讲新闻自由
3. 不能讲公民社会
4. 不能讲公民权利
5. 不能讲党的历史错误
6. 不能讲权贵资产阶级
7. 不能讲司法独立

  这七条刚曝光的时候,还有不少网民怀疑这个“七不讲”可能是恶搞(因为实在太荒诞了)。结果没过多久,又出笼了“中办9号文”和“教育部16条”。“中办9号文”的全称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教育部16条”的全称是《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这两份文件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去年的博文《每周转载:关于朝廷近期舆论和习近平的嘴脸》。
  上述这俩玩意儿跟“七不讲”遥相呼应,你不得不相信“七不讲”是真事儿。也就是说,至少在2013年,朝廷就意识到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失控了。
  如果把“2013年的禁令”和今年(2014)《辽宁日报》的社论结合起来看,咱们可以发现:即便有了如此严厉的禁令,但是高校教师还是热衷于在课堂上拿党国来开涮。这说明失控的程度之严重——连朝廷的禁令也不管用啦。

◇高校的政治课程,还有人信吗?


  俺也读过大学,虽然学的是理工类专业,但也上了不少政治思想课(比如“邓选”之类)。上这些政治课的时候,即使老师照本宣科,依然能从他/她的神态表情中看出,老师自己就不信这一套。如果碰到那种喜欢“离题开讲”的老师,那就更不用说啦——讲的全是不和谐的内容。而且越不和谐,下面的同学们听得越 high :)
  列位看官,不妨想想你曾经上过的政治课(包括中学和大学)。你觉得你们的政治老师【真心相信】马列理论吗?如果连政治老师自己都不信,他/她还能尽心尽力地去说服自己的学生相信吗?
作者:编程随想

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杨奎松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问: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2003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泽东的不满

问:可是,您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毛泽东对改行工资制造成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严重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了原有的工资差别。如果当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行事,是否还会造成等级制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呢?

杨奎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1967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问: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杨奎松: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

问: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推出24集《激流中国》的纪录片,第一集就通过对比少数城市富人奢华的生活和众多农民工的贫穷艰辛,反映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按照您的说法,这样的视角显然缺乏历史感。毕竟,当年被户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农民今天可以到城里来打工了,很多农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状况。

杨奎松: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确实存在着严重不公。但是,第一,这种拉大是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民总体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础上的拉大,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已经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即便加上刚过温饱线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状况正在改善。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于农民是否还很贫穷——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正确的政策导向才能逐渐改变——而在于中国相当多数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过权力化,而他们过多占据的社会资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于回报社会。

据2006年相关统计数字,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4.66%,还不到1/20;20%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49.99%,几乎达到了1/2。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12.4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门官员的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部门公务人员收入的两到三倍。其监管的对象,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电力公司等,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又比这些监管部门的同级人员高出3-10倍,年收入均达数十万元。

另外像那些国家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职工收入都非常高。仅中国移动,2004年11.2万员工就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万元。国网公司处级干部年薪30万-40万元,司局级50万-60万元。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员,除了工资津贴的收入外,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补助,如奖金、房贴以及巨额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中收入分配是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比如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年薪达到34.49万元,据报载,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130万,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561.88万,一般电力公司老总年薪均在百万以上,他们还照样享受公车等各项按级别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相比较而言,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2.1万元,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6000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垄断部门及垄断企业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多少社会财富!影响所及,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楼台”,大捞其好处,贪腐问题怎么会不愈演愈烈?

问:还是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杨奎松: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先解决权利平等问题。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

辽日卧底引发众怒,爱国、批判何以共处



中共开始新一轮思想领域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肃反清污运动。辽宁日报派记者到全国几大城市高校“卧底”听课,发现部分教师存在抹黑中国等诸多问题。这家辽宁省委机关报为此发出给高校教师公开信,有中央媒体及评论员还说:高校不是私人领域,请别动辄“呲必”中国。辽宁率先吹响的肃反集结号和冲锋号,引起广泛关注和强力反弹。
*辽宁吹响冲锋号?*
种种迹象表明,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开始在高校肃反(华、右派、敌对势力、异己思想、反动思潮)和清污(思想污染)运动。该报记者跨区越界(执法或监督),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沈阳等几个大城市20多所高校听课,发现“一些”老师讲中国时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辽宁是四人帮分子毛泽东侄儿毛远新的发迹地,在他治下,辽宁文革期间曾出现张志新被虐杀事件和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事件。如同文革是从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发端一样,中国历史上好多重大事件,都是先从大学校园微小火星燃起最后成为燎原大火的,如五四、八九事件。
辽宁日报上周末(11月14日)发出题为《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向这些被认为脑有反骨抹黑中国的老师们吹响警戒哨。
该报说,他们记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辽宁和其他大城市高校听了一百多堂专业课,“整理了13万字”的笔记,推出了这封公开信。公开信援引一位大学生Kiko的话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这位拥有并只敢用一个外国名字发言的爱国学生还说: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如果中国真像老师们讲得这么灰暗,我们毕业之后,将以怎么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谁来给予我们建设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力量?”
该公开信说: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通过“新媒体调查”,该报发现,有80%以上的大学上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作者维扬卧龙在天涯杂谈(11月14日)发表文章说:全国高校2484所,四年大学课程是多少堂课,辽宁日报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在沈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五个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暗访了20所学校,听了近100堂大学专业课,百分之一不到的学校采样、万分之一不到的课堂采样就得出了高校教师课堂抹黑中国高捧国外的结论,这是盲人摸象的愚蠢还是以偏概全的升级?
*中国大学敢言教授们*
在中国高校和教育界,有这样一些名字如北大贺卫方、夏业良、焦国标,华东政法张雪忠、政法大学萧瀚、滕彪、北京历史老师袁腾飞、上海复旦大学冯玮、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艾晓明。早就被当局视为“爱发牢骚”的老师。在左派、毛派和社科院长王伟光这样的理论家眼中,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典型的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代言人。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夏业良和焦国标已经离开北大,张雪忠也被华东政法大学下课,萧瀚、滕彪也走下讲台,袁伟时、艾晓明离开了中山大学,袁腾飞已经数次传出“被带走”的消息。
在大学校园里以敢言著称的教授和学者还有许多,比如复旦葛剑雄、上海大学朱学勤、清华孙立平、人民大学周孝正、张鸣、中央党校蔡霞、邓聿文、已经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北京理工大胡星斗、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北大退休教授商德文、政法大学杨帆等。
*抓高校思想工作背景*
中共中央(今年10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辽宁党报“公开信”说,该文件提出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
海外媒体报道:中国重点高校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就实行了学生信息员制度。2000年代初,中国教育部门将信息员制度普及到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省级高校,做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2005年,学生信息员制度进一步扩大到层次更低的学校甚至一些中学。
事实上,中国之大,的确没有能容“爱发牢骚”而又出名的高校老师的书桌之地。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被两位听课女生告到公安局和教委,说他讲课兜售“反革命反党反中国文化”内容。毛泽东曾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打成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后台。在中共教育体系下,利用讲台反党虽然不是一大发明,但起码是要受到反对和抨击的。
针对辽宁日报这次鼓吹高校整风的大动作,敏锐的媒体立刻捕捉到里面所含有的丰富信息。纽约时报周一(11月17日)报道题目是:(辽宁)日报要求知识分子停止批评。纽时说:中国一家报纸对大学老师批评中国的现象进行调查,结果引起互联网上关于学术自由和学者是否必须爱国、不在课堂上公开说中国坏话的大辩论。

*国平:不得随意呲必中国*
当然,对辽宁日报的这种“自发”举动,反应最快的还是北京媒体。中青网上再度出现了署名“国平”的评论员文章(11月14日)题目是:“呲必中国”不能成为课堂必备课。
什么叫“呲必”?中国媒体人徐达内(11月17日)说:一个叫“呲必中国”的陌生词汇,上周四从辽宁日报出炉后,被视为一级逃犯而予以追捕,只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通缉令就布满了中文互联网的每个角落。咬牙切齿的声讨,现身说法的辩驳,护犊心切的焦虑,冷眼旁观的奚落,交织成一幅凶险莫测的图景。
国平“重要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党媒人民网、新华网中。他(她们)的话题广泛:中美战略对话、习近平访拉美、中日关系、周永康、等等。澎湃新闻(10月5日)认为,国平“来头较大”。澎湃说,仲祖文是中组部写作班子,任仲平是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钟理轩是中宣部理论局写作班子,钟政轩是中央政法委写作班子,卫民康是卫生部写作班子,郑青原是表达政治局观点的中央写作班子。另外,秋实显然是求是杂志的写作班子。
国平这篇“大有来头”的文章说:辽宁日报发现的大学问题“令人震惊”。“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上、社会上诬蔑辱骂祖国等负面情绪的一个源头。”国平说:当高校老师们在课堂上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了学生,学生也必然会把这些情绪带到网上、社会上。”
国平说:“你可以指责一些丑恶现象,但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国家的信心。你可以批评一些不良风气,但不能从心理上消解对祖国的爱、制造对国家和社会的对抗情绪。你可以谈谈对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但你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国平说:中国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历史的必然,否定党的作用就是否定中国的历史。”
先是辽宁日报的“致高校教师的公开信”把一些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内容定位为“发牢骚”,接着就有光明网继续就“发牢骚”现象展开评论和批判。
光明网(11月15日)发表署名滕朝阳的文章题目是:高校讲坛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文章说,学生进课堂是去学知识的,不是去听教师发牢骚的。要听牢骚,不必读大学,大学教师发牢骚也未必比别的人发牢骚更动听。文章说:“大学教师当然也有发牢骚的权利,但不应该在课堂上发牢骚。当一个教师把自己在工作或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带到课堂时,自己也就先做了激情的俘虏,失去了客观的立场,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正面价值。”
光明网是中央重要媒体光明日报的官方网站,光明日报主要对象和读者是知识分子。1978年中共展开的有关真理大讨论就是从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而开始的。
*读者和高校教师的反馈*
针对辽宁日报和光明网还有国平等“国家媒体”的做法高论,一些学者第一时间做出反馈。根据数字时代网站对微博言论的整理,北京学者于建嵘说:辽宁日报记者全国出击,这也应叫异地监督吧。
清华教授孙立平:辽宁日报公开信的事情真的不可小看。“辽宁日报是辽宁省委机关报。以罕有的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辽宁省委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施令,不觉得奇怪吗?
人大教授张鸣:辽宁日报派出记者暗访,整黑材料。这不是正常的采访报道,而是文化特务和间谍之行。这样做,把教师当敌人也就罢了,置当地的信息员和大学的党委于何地?
北大教授贺卫方:“辽报“诸公真可笑!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刻度?居然把知识人应有的批判精神说成是抹黑中国,实在是太抹黑中国媒体!”
内蒙师大老师刘德林(共识网11月17日)说:互联网时代,学生在上课前就已经接受了很多负面信息,不是靠政治课来纠正的。辽宁日报公布这种现象并扣了三顶帽子,言过其实。刘德林说,指责现实、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事并不是大学老师一个群体的事情,整个社会都在议论时政,并没人因为批判现实而憎恨党和政府走上对立面吧?刘德林说:“大学教师只是指出现实的真相,并不是引导或者煽动学生走向另一面,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公开扣帽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高校文史哲老师,理应具有批判性思维,其批判社会现实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才能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思想贡献。展江也说:批判应理性,表达方式应恰当,不能情绪化发泄。展江认为:辽宁日报有调查社会现象和舆论监督的资格,但受众也有权详尽知晓调查的取样方式和调查过程,以证明结论的严谨。
清华大学吴强(11月17日德国之声):大学教师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过程中当然会有许多个人意见,但这是课堂中教师的基本自由权利。(辽报)这种片面性的理解,是歪曲性的报道。“这是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意识形态斗争而服务的。这篇文章不是简单的报道,而是反映了过去两年来越来越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
*读者博客文章抨击辽报和官媒*
作者兰必近在科学网发表博文(11月16日)说,不是大学教师抹黑中国,是辽宁日报抹黑了大学教师。文章说,在如今中国,高校再不会出现陈独秀、鲁迅或毛泽东“之类的标志性人物”。
他说,所谓“抹黑中国”绝对是中国高校少数教师的“自主行为”,而绝大部分教师是在党的思想意识指导下走在“光明的大道”上。他说,辽报在思想意识形态中笼统指责中国大学教师“抹黑中国”,犯了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对概念定义采用了偷梁换柱的行为。而堂堂根正苗红的中国青年网刊登署名国平的文章,更是盲目激动和附和,显得有失稳重,智慧明显不足!
作者江言55在天涯社区发表文章(11月14日)说,客观准确,就是不遮遮掩掩,有啥说啥。如果只讲光明,不讲灰暗,学生走向社会时就无法面对挫折和现实。就好比一味地讲“四大发明”,“神七、神八”,结果出来一看,连汽车都要引进国外技术,向国外贡献利润。学生们会不会觉得在校时受了老师们的忽悠?毋庸置疑,老师如果不讲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那他还上什么课?
作者新闻眼公共微信平台在选举和治理网(11月17日)发表文章说:作为记者,连什么叫批判精神都搞不懂,这大概也是辽宁日报的一大特色。但现实世界,必然是有阳光也有阴影的,一个社会同样也有光明和黑暗。记者也好,老师也罢,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哪是正常人的思维呢?
他说:“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上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而根据现代传播理论,只有媒体几十年复一日的宣传才有这个功能。”
作者玉擎在博客中国(11月17日)发表文章说:不抹黑中国,绝不是不加怀疑地虚假歌颂:老师们要去擦亮历史,告诉学生一个真实的中国。而这个中国怎么样?应该对现实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得靠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判断。历史都没有观过,哪来的历史观?老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去发现多姿多彩的问题,而不是塞给他们一个硬邦邦的结论。
作者维扬卧龙在天涯杂谈(11月14日)发表文章说:地球生物多样性才构成多姿的世界,人有千差万别怎么可能拥有同样的思想观点认识?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党报自己可以45度角仰望天空,但是有什么权力要求别人也一同仰望呢?抹黑中国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而是一项态度鲜明政治意味十足的指控,敢问辽宁日报,大学课堂不做学问难道是政治站队培训班?
作者久哥扯淡也在天涯杂谈中说:当今中国究竟是谁在抹黑?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在抹黑中国,那些飞扬跋扈的苍蝇在抹黑中国,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执法人员在抹黑中国,那些集体嫖娼的法官们在抹黑中国,那些用秤砣砸死瓜农的城管们在抹黑中国,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的裸官们在抹黑中国,那些把老百姓逼到绝路上的特权阶层在抹黑中国,那些不择手段将中国的文化精英、技术精英驱赶到外国去的官僚们在抹黑中国……那些高校教师们在课堂上讲几句实话,举几个实例就是抹黑中国,我看你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看你是自欺欺人恶意误导!
他说:“究竟谁在抹黑中国,老百姓心里有本帐,由不得你瞎说。”
*司马南支持官媒,抨击有教师“端共党碗砸共党锅*
当然,也有学者和毛派赞同辽报的做法和观点。司马南(11月17日德国之声)说:一些老师,明显是端共产党饭碗砸共产党的锅。司马南说:一些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背离宪法原则,讲社会主义的坏话,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说:三十年来,讲社会主义、讲共产党领导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相反,嘴上挂着“民主人权自由宪政”、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倒成了时髦。
他说:“在北大、清华,以及培养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也有教师背离宪法原则,不顾基本事实信口雌黄,肆意表达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不认同”。司马南说:不能因为是大学老师就想说什么说什么。“这岂不是端着共产党的饭碗砸共产党的锅么?”

VOA 

海涛

2014年8月23日星期六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4年8月7日公布其5379号法案的内容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4年8月7日公布其5379号法案(又称“中国人权保护法案”)的内容,该法案除要求禁止参与严重人权迫害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冻结在美资产等制裁外,还要求限制中国官方喉舌媒体高管及部分媒体工作人员签证、要求取消部分媒体人员的非移民身份,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电视台。
 法案表示:为进一步保护国际承认的言论自由,确保信息自由流通,保护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及媒体工作人员,提出措施:限制(中国)媒体I-签证,限制(中国)国有媒体高管签证及取消来自中国国家媒体机构人员某些签证或非移民居留身份。对象包括以下中国媒体机构:
1.中国中央电视台
2.中国日报
3.中国广播网
4.中国新闻社
5.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中国青年报
7.经济日报
8.环球日报
9.光明日报
10.法制日报
11.解放军报
12.人民日报
13.新华社

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

习近平反腐为何势孤力单

中共官场的腐败肆虐,已严重扭曲了资源分配、财富流向及社会价值观,导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习近平反腐,原想获得掌声,不料如今不仅引起权贵集团内部的强烈抵制,就算是中国民间,也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更出奇的是,少数外媒评论也对其反腐持否定态度。
这其实并非习近平的个人悲剧,而是中共制度瓦解崩坏前的预兆。本文分析习近平的反腐为何陷入势孤力单之境。
反腐要动政治高层家族的奶酪
习近平的反腐,应该说是他与王岐山谋定而后动。以中石油系统与四川帮为目标的反腐,只是打击周永康利益集团的前奏曲。从去年至今,习近平反腐经历了三个大的回合,反腐对象一个比一个更难对付,依次为周永康、李鹏家族及在被太子党奉为大哥、颇有几分神秘的曾庆红(标志是将港澳工委列入反腐目标,并宣布要查处其“卖国”行为)。对李、曾的打击于今年2月底至3月上旬相继宣告,与此同时,中纪委还辅之以今后反腐路线图广告:今后反腐的重要目标将集中在能源、电力、金融等领域。这些领域正好是新老权贵子弟集中之地。
在这些领域开刀,动的是众权贵家族已贴上自家标签的奶酪,可算是在权贵集团内部的攻城掠地之战,遭遇反击是可以预料之事。从李小琳成为目标之后开始,历届退休的政治局老常委们终于发现习的目的是要通过反腐改变从江胡时代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深感危机来临。
打击周永康时,并未触动红色家族核心圈的利益,习王二人还能应付所遇到的阻力。但曾庆红的背后既连着江泽民这棵大树,更连着红色家族这条粗藤,不是寻常对手。这些,我在《反腐鸣金收兵 萧墙干戈暂息》一文中做过详细分析。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5·26在线访谈中宣布以十八大划线,只要当事人现在不在重要岗位上(比如已经退休的历届政治局常委),其腐败(包括家属的腐败)不再查处,这段讲话被视为习近平向对方作出的妥协。但对手似乎并未因此停止动作,此后发生的动向值得关注。这动向由国外媒体先开始,因为利用向外媒“喂料”打击政治对手,是倒薄以来的新招术。
国际媒体对中国政治的“帮场”
 “帮场”一词出自中国传统民间用语,指江湖艺人在卖艺之时,抱拳对看场观众作团圆揖,口中念念有词:“有钱的请帮钱场,没钱的请帮个人场”。我用“帮场”这个词并无贬意,而是对近年国际媒体对中国信息的披露状态的概括。国际新闻业界及读者也对此表示理解,因为若非高层因权斗放料,这些黑幕无法曝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今年1月发表的《中国离岸金融公司调查报告》,资料当中独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四家资料。有经验的阅读者可以推想,这是消息源有选择性放料的结果,不会因此质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动机。
但英国《金融时报》6月24日发表署名文章《习近平独裁式反腐令人担忧》(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drive in China takes autocratic turn),从整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记者本人的观察,还不如说他接受了一些北京消息人士(或者“朋友”)的看法。该文主旨是批评习近平的“独裁式反腐”,认为目前出现了全面政治清洗的迹象,例子是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遭到调查,而令计划是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的高级助理。他引述北京政治圈子里的看法,即“许多人对这种清洗的惩罚性特点以及伴随的独裁特征感到不满”,“许多人相信,究竟谁腐败谁不腐败,这是由习近平和他的最紧密的同盟者决定的。”
这篇文章的问题是:一、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国政治集团内部自1989年之后并无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所有分歧只是利益分割上的。而利用反腐清洗政治对手,并非习近平的专利,而是江泽民开创的政治招术(当初打击陈希同便是如此);二、习近平如果不搞独裁式反腐,其实没有其它有效手段,因为全中国的法院系统与检察系统早就沦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三、江、胡时代政治利益集团的共同分赃制,决定了反腐必然就是清洗这两个政治集团。如果因为有政治清洗之嫌,就反对清洗腐败者,等于要求中共政府放弃反腐这条最后的政治道德底线。
《纽约时报》在今年6月4日之后发表那些涉及习家族变卖资产之事,虽然提供消息者可能另有目的,但记者属于报道事实,无可厚非。《金融时报》这篇文章的作者则毫不掩饰自己在中国政治斗争中选边的态度。
民间为何看笑话
在习近平看来,反腐属于党国大事,自己如此强力反腐,一年之内抓了将近30位省部级官员,老百姓应该拍手称快一片叫好声。但事与愿违,民间现在对习反腐遭遇抵制抱持看笑话的心态。
民间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两个原因:一、对习的反腐诚意有怀疑。部分民间人士认识到,中国腐败源于制度,希望政治改革;还有部分人虽然没有明确要求改变政治制度,但希望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提高反腐效率。二、习近平从未表示向下汲取政治支持的意向,对一切民间声音都是采取强力镇压的态度,无论是知识分子、企业界的建言,还是民间温和派的声音,都采用强力打击的方式,封锁网络、因言论抓人并处以重刑,缇骑四出,一片红色恐怖。薄熙来当初在重庆唱红打黑之时,还以拥毛与增加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这两种方式向下寻求政治支持;习近平则单枪匹马、以高调“打大老虎”的姿态在先,继而突然宣布对超级大老虎妥协,抓些中小老虎充数,同时强化对民间的政治高压。如此作为,当然会造成民间对其反腐进退失据抱持看笑话的心态。
道孤则力穷,力穷则势弱
反腐要怎样才能成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与社会管理需要借助于公共权力系统,因此任何公共权力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伴生着腐败,这就决定了反腐败几乎是不同性质的政权都需要面对的一个永恒课题。
但反腐的成功却不完全由政治体制决定。放眼世界,有利用民主制度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如美国,但也有利用民主制反腐极不成功的国家,如印度;有利用独裁手段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有用独裁手段反腐极不成功的国家,如中国。这里有各种复杂因素在起作用,美国反腐成功,是因其成功的政治制衡机制,比如司法独立与完善的法治;印度腐败泛滥,原因并非中国指责的那样源于民主制之害,而在于该国文化影响以及机会过度稀缺,导致掌管机会的部门官员将机会的赐予当作寻租资本。李光耀独裁式反腐较成功,在于他拥有立国之功带来的个人权威;习近平的独裁式反腐不可能成功,一是对手太强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难以撼动;二是习本人并无李光耀那样的政治威望。因此,习近平借杨晓渡5·26在对超级大老虎宣布罢战之后,《纽约时报》持续报道他姐姐家的故事,让习这一“打虎者”变成了“大老虎亲属”,让外界产生一个印象:习的反腐不是真反,而是搞政治清洗。
承30多年改革权力市场化之弊,习近平能够做的事情不多。综上所述,习陷入“道孤”(即支持率低)源自几点:一、反腐导致本统治集团内斗加剧,不少权势者认为习挡了他们发财致富的道,危害了他们的财富安全与身家性命。二、国际社会对其由希望转成怀疑,缘由各有不同:人权团体因其打压人权;资本集团因其在中国反外资之腐;新闻业者因其对外媒的严厉管制与打压;各国政府因其强硬的外交姿态。三、中国民间社会对其不满,则因习上任以来,无论是政治管制、言论管制还是媒体管制,都远较胡时期严厉。
独裁者都很相信自己的个人能力。习在第一个任期之初,会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希望让红色江山“中兴”。他可能根本不愿意面对以下事实:中共整个组织系统已如晚期癌症病人,全身上下都已发生癌变,并非他下决心反腐整改就能够起死回生。到了明后年,如果经济振兴无望,各种尝试都努力过之后,习的大政方针就会进入重大调整期。
何清涟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3期    2014年6月13日—6月26日)

2014年6月17日星期二

年轻人对当代史懂得太少!常识性错误令人吃惊

——读《文艺争鸣》2014年4月号一篇文章


    “四人帮”是什么性质的“集团”,以谁为首,具体成员又有哪几个?如果我招考中国现当代文学“文革”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一定会出这道题。这是有鉴于许多人忘记了“文革”这段历史,如有一位大学生居然回答说:“‘四人帮’就是四个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嘛。”

    在回答“四人帮”的成员时,有不少人把林彪算上去。有人虽然知道“四人帮”的具体名字,却顺序错乱。不少人从来未听说过当年毛泽东的接班人王洪文的名字,便把江青算成头一个。其实,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王洪文位居第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位居第二,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位居第三,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姚文元位居第四。可我现在读到《文艺争鸣》2014年4月号第103页即题为《“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的文章,其答案却让人大跌眼镜:

    七十年代以姚文元、石一歌为首的“四人帮”……

    这里让“文攻”的姚文元取代“武卫”的王洪文,可谓是本末倒置。令人吃惊的是,作者竟把“石一歌”作为“四人帮”的成员,并让其和当年“舆论总管”平起平坐且居“为首”地位。该文末尾注明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阶段性成果,重大课题竟出现如此重大史料错误,未免太不严肃了。

    “石一歌”是谁?在辞典里是很难查到的。潘旭澜生前主编、1993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文学辞典》,倒是有这一辞条,可过于简略。“石一歌”是“十一个”的谐音,即“石一歌”这个写作组最初成立时共有十一个人。这正像“梁效”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谐音,“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一样。

    事情还得从1971年说起。那时周恩来陪同塞拉西皇帝来上海视察时,希望鲁迅生活、战斗过10年的上海,建立一个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小组。张春桥原布置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组织一班人马写为江青一伙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这个“史”由于工程大,一下难于完工,因而张春桥于1971年11月29日灵机一动,接过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一方面可以为《文艺思想斗争史》编写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听了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写作班子,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据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云: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除高义龙系原写作组“老牌”成员外,其余均系大专院校教师、中学教师,外加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文化系统的业务干部。1973年后,或因工作调动,或因学员毕业分配,剩下陈孝全等四人,另从外单位借来了三人,共计下列七人: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该小组设核心组,组长为在华东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的陈孝全,副组长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吴欢章,另有周献明。1974年后,吴欢章等人离去,该小组负责人为陈孝全、刘崇义、夏志明。小组成立初期至1973年底,由原写作组文艺组姚汉荣负责与“石一歌”联系,后姚氏调北京,这种联系便不再有专人负责。写作组最初成立时的十一个人已有王一纲、高义龙、孙光萱等先后作古,后参加的曾文渊也于最近仙逝。这个小组总共写有84篇文章,其中用“石一歌”的笔名最多,另有“石望江”、“丁了”等笔名。所谓“石望江”,系陈孝全、吴欢章、余秋雨、孙光萱四(“石”)人同望黄浦江之意,“丁了”是“定稿”的谐音。

    于1972年1月3日正式挂牌的“石一歌”,办公地点在当年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1层的103、104室。这个写作组虽然写过许多配合“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造舆论的文章,但比起位于上海市康平路写作组本部来说,“石一歌”只是属上海写作组文艺组的外围组织,其成员所犯的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写了错误文章”这种一般性错误。他们在“学习班”说清楚改正了错误,后来活跃在上海各文教单位,其中有的成了文化名人,有的当了媒体老总,有的是学术带头人和博导,像曾文渊在《文学报》担任副总编辑期间,便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的作者,却将这些人和姚文元并列,并列时不是姚文元打头而是把“石一歌”置诸首位,如109页云:

    石一歌和姚文元在鲁迅信仰的舆论宣传中……

    姚文元是主,“石一歌”是仆。如此行文,便颠倒了主次,在103页又并称其为“主犯”,这便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文艺争鸣》是名刊,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即该刊审稿欠严谨,以至让《“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一文作者不止一次称“四人帮”为“团体”,如109页云:

    “四人帮”团体最为突出的言行有三点……

    石一歌和以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团体……

    这“团体”莫非是“学术团体”?文中没有明说,但“石一歌”确实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团体,姚文元则以写评论文章著称,再加上该文作者把当年揭批“四人帮”及批判姚文元在鲁迅问题上的言论“进行道统上、路线上、意识形态上的批谬和纠正”,称之为“论战”,因而这“团体”在作者眼中成了“学术团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种表述政治内容姑且不论,单说技术上至少说明作者不会区别使用“集团”和“团体”这些词。在另一小标题中,即109页作者又这样叙述:“第三次论战:围攻姚文元”,这里用“围攻”一词,也是很不恰当的。因这个词会使人认为以笔杀人的姚文元是正面人物。看来作者的语法逻辑知识确实有问题,对“文革”这段历史也太不了解,很需要恶补啊。

    《“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除了不该出现令人吃惊的错误外,其他失误也还真可列举不少,至少在错漏字方面:109页“1960年第4期《读者》”,错了,因为“文革”前并没有这个杂志,准确的说法应为《读书》。“1957年第58期《文艺月报》”,应为“1957年总第58期《文艺月报》”,否则读者会以为该刊是旬刊或周刊。110页“邦化”则应为“帮化”……更离奇的是,《“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一文作者还把胡风说成是“右派分子”:

    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较大规模有三次,论战对象集中在五十年代以胡风为首的“右派分子”……

    众所周知,反右斗争是1957年开展的,而反胡风运动开展于1955年。这就是说,在反右开展之前的1955年5月18日,胡风就已被作为“反革命”而逮捕。在1956年开展的大鸣大放运动中,他早已失去了发言权,何来成为“右派分子?”退一步来说,就算胡风是“右派分子”,也轮不到以他为首,而是以丁玲、陈企霞为首。联想到一本很有名的、极富学术个性的探索型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出现类似的失误,如《“双百方针”前后文艺界思想冲突》一节95页有这样的叙述:

    全国有55万人定为右派……刘宾雁、宗璞、刘绍棠……都在其列。

    其实,宗璞在1957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颇富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红豆》后,虽被“南姚北李”的李希凡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标本,并厉声地质问道:“这样一个极端仇视革命的祖国的叛徒——齐虹,有什么值得‘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这样痛苦地怀念?”(《论“人”和“现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120页)但宗璞只是被当作思想右倾的作家于1959年下放农村,创作生命并未因此中断。1962年她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发表了《知音》等一系列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一小疵,可能来源于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附录《著名右派名录》,宗璞、陆文夫、黄秋耘均榜上有名。除宗璞误“划”外,陆文夫、黄秋耘也不该“补划”。陆文夫于1957年参加“探求者”集团,受到打击被下放工厂,但并不像高晓声那样被划成右派。黄秋耘1957年发表过为刘宾雁、流沙河作品叫好和打抱不平的文章,以致在反右风暴袭来时,差点被打成“右派”,后来邵荃麟和他的顶头上司周扬决定不划他,只在1958年第1期《文艺报》上由邵荃麟出面,将其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示众。

    我在《请勿“补划”右派》的文章中曾指出:近几年一些论著在涉及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时屡屡出现这些失误,与一些编辑把关不严或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有关。像《文学评论》这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也曾出现过巴人是“右派”这一类失误。希望以后要严肃学术规范,再不要有“补划”右派的事情尤其是“以姚文元、石一歌为首的‘四人帮’”这类令人吃惊的常识性错误发生了。

古远清,《中华读书报》,2014年06月04日

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

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序张思之《我的辩词与梦想》


  
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序张思之《我的辩词与梦想》(新版)  孙国栋
  那一篇篇“黑铁时代发出的黄金般的辩词”,见解之超拔,逻辑之缜密,文字之行云流水,特别是字里行间遮掩不住的激情,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辩词甚至不是用语言文字写就,而是由浩然正气、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凝炼而成。
  ——题记
  我不止一次捧读过这些辩词,每次都能读出新意,读出力量,甚至读出感动。我掩卷沉思,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些本该枯燥无味的辩词以生命,乃至灵魂?
  三字以蔽之:真,善,美。
  真,是对真相的追问,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早年奉命出任“两案”辩护小组组长,还是近年受聘为众多敏感政/治/犯辩护,思之先生总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力拨由谎言和恐吓编织的层层迷雾,还案情以本来面目,还“案犯”以历史清白。这一类辩词,既是精彩的法律文书,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们折射了中国特定时段的司法困境,以及几代法律人的不懈抗争。先生常自嘲“屡败屡战”,但先生输了个案,却赢了正义;输了当下,却赢了未来。
  思之先生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其职业伦理和专业精神。先生认为,律师“光靠热情和敢言的勇气是不够的”,他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即使为政治犯辩护,也力求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依靠扎实的证据,及对法条的透彻理解和娴熟把握,或层层剥笋势如破竹,或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在王/军/涛案中,鉴于高压的政治气候和当局的无理苛求,先生没有明确提出“无罪辩护”,但他将起诉书的指控,一一驳斥得体无完肤,客观上达到了“无罪辩护”的效果。先生深厚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辩论技巧,博得业内行家和当事人的一致推崇。
  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是赤子之心的流露,表现为对弱者的关爱,对良知的守护。在思之先生眼里,“案子没有大小的区别,更没有名人和老百姓的区别”,他接案的标准,则是“问问良心,是不是不管不行,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总有你实在坐不住的时候”。于是,才有先生不顾八十高龄,主动请缨代理聂树斌家属申诉的义举;才有对冤魂曹海鑫的念念不忘、一辩再辩;才有兰州铝厂案代理词中情难自禁、感人肺腑的“泪说”;才有大兴安岭案庭审时,先生对法官掷地有声的回敬:“对不法现象、违法情事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才有八十华诞庆典上,先生特别向不在场的弱势大众鞠躬致敬、表达“绵绵不尽的诚意”的动人情景……思之先生谈及草根阶层总是情动于衷,甚至眼含泪花。他也因此赢得了大众的尊敬和信赖,“人民律师万岁”的横幅便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美,是真理的光辉,人性的诗化。思之先生的辩词不仅大气磅礴,而且文采飞扬,堪称艺术精品、美文典范,这些辩词因“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而荣膺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先生辩词之美,既得益于早年对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的偏爱和背诵,亦受惠于“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态度——先生有一次出差,随身带的书竟是《元曲选》,每天早晚沉吟不已。先生信服“功夫在诗外”,博览群书、触类旁通,水到渠成、才美自见。
  先生对美学情有独钟,多有精到论述。他强调个性,“唯独创,乃有特色;唯创新,方见个性;没有特色,不见个性,也就离开了美。”也崇尚多样性,“桃红梨白,柳绿梅黄,杜鹃山茶,修竹雪松,于姹紫嫣红中见千姿百态,好一派明媚春色!多美呵!”更重要的是,先生虽年届八五,却始终葆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颗爱美的心。
  真,善,美,和谐统一于先生的辩词中,亦成就了其流芳百世的独特魅力。
  先生一生传奇,故交旧友中,硕儒名宿何其多也!而我一介无名小辈,何德何能,竟蒙先生点名作序?然深知先生平素对后进奖掖提携之美意,遂依“恭敬不如从命”之古训,斗胆勉力为之。行文至此,说几句题外话。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思之先生的真实写照。先生蔑视权贵,嫉恶如仇,却体察民情,礼贤下士,他周围的年轻人更是如沐春风。我想,拥有众多的青年朋友,也是先生长生不老、青春永驻的秘诀吧!
  思之先生的辩词博大精深,而笔者才疏笔拙,实不能道尽万一,诚惶诚恐,乞谅并乞教于先生和读者。
  2012年5月16日于过客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