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日星期五

恽仁祥:陈云的历史未解之谜

近段时间,网上连续见到揭发陈云的问题,我都逐字逐句拜读了。我同陈云不相识,也无怨无恨。我是近10多年,考查上海“龙华24烈士”史迹,才研究陈云的问题。因24烈士中有我亲叔岳父母恽雨堂和李文两位烈士。发现恽雨堂是陈云的介绍人,而解放初华东局宣传部长恽逸群同志给我岳父的信中也介绍了于1924年恽雨堂介绍陈云入党的情况。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家乡写地方志时,专门派人来北京想请陈云介绍一些恽雨堂的革命史迹,然而陈云把他们拒之门外不接见。引起我对陈云同恽雨堂间关系的史料调查,查找到了一些资料,包括有网友发表的“陈云两位入党介绍人”的文章,发现了一些有研究价值的材料。现摘录此文有关内容如下:
  2012年1月14日有的互联网转载了苗体君同志发表在《环球视野》第421期的文章《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文中介绍了陈云所说关于恽雨堂被捕情况:“1931年1月中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恽雨棠……由南京返上海。一天,恽雨棠写信给孙冶方,说他要去南京,妻子李文在上海的房子即要退租,已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注:把留苏回国的唐虞这位《红旗日报》记者的身份篡改为“通信员”,并含糊地说成是恽的“通信员”,这一篡改的目的值得重视。特别是恽雨堂根本沒有把李文调南京的打算,因此转租住房一事,是陈云捏造的),由唐虞转交周天僇。唐虞曾在《红旗日报》任记者,恽雨棠曾是他的老上级(注:这说法不恰切,恽是发行部的部长),而周天僇是恽雨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是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注:这是王明在苏联排挤、迫害董亦湘等同志制造的假案),当时周天僇是《红旗日报》的编辑,恽雨棠的意思是把房子转租给周天僇,就托唐虞带条子给周天僇(注:前面说是“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这里说“托唐虞带条子……”,逻辑混乱)。恽雨棠这一做法违反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纪律,并最终酿成惨剧。当时,恽雨棠夫妇并不知道唐虞已经叛变,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并通知他们夫妇速速搬家时,恽雨棠错误地认为唐虞已经把条子交给周天僇了,估计已记不得条子上写的自己的住址了,还天真地认为唐虞曾是自己的老部下,二人感情不错,谅他也不会出卖自己。因此,就没有听从孙、周二人的劝告。第二天,即1月21日中午12时30分,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恽雨棠住宅搜捕,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和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注:展览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国民党逮捕恽雨堂时搜查物品清单上沒有手枪;另外逮捕24烈士均沒有叛徒带领,否则不会至今不知叛徒是谁;这些都是陈云捏造的),恽雨棠的妻子李文还机智敏捷地把孙冶方写给恽雨棠的书信撕得粉碎(注:这类情节的描写很离奇,敌人能让李文“撕信”吗?“通信员”唐虞竟不知恽的住址,与情与理都很荒谬),就这样,恽雨棠夫妇被捕,并被押往新闸捕房,26日,移解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晚上10时许,恽雨棠穿着长衫,拖着十多斤重的脚镣,妻子李文正怀有身孕,与他们夫妻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
  “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 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这个国民党特务认为‘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
  以上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一是:“‘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
  其二是:“为营救这批重要干部,中央政治局要求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指挥‘红队’行动。‘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0多个队员,人人身强力壮,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多才多艺。他们可在上海滩横冲直撞,连国民党军特警宪也害怕三分。‘红队’神通广大,甚至与国民党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没有牌照,一遇紧急情况,扔掉不用。”“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
  可见特科如此严密的营救计划都会有人自己“撕票”或高速出卖给了敌人而告失败。据本人所见材料,当时的特科有陈云(1924年入党)、康生(1925年入党)、潘汉年(1925年入党)等。关于许多材料指控是“康生岀卖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予以否定(参见内蒙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另外,钟文编著《陈云传》第37页,介绍陈云在特科工作,在陈云“智勇斗叛徒”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如1932年,沈寿业接待了一个秘密自守的叛徒,得知该叛徒已告发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林育南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该叛徒继续与林育南保持联系,以便一网打尽。由于情报及时,中央特科立即保护林育南夫妇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转移,并制裁了特务”。 看了这一段文字,陈云不仅“制裁了”的特务还不公开其姓名,而且该特务是自守报案立了功的,按党的政策怎么还该制裁他?更不可思议的是林育南烈士己在一年前即1931年2月7日光荣牺牲,这几乎是全民皆知,但特科担负领导职务的,竟还在林育南去世一年后“引救”林育南夫妻二人“安全转移”,岂非咄咄怪事。陈云如此违背史实大树自己,目的是什么?
  另外,据召集24位同志秘密开会研究给共产国际写信反映王明问题的召集人何孟雄烈士介绍:恽雨堂从南京到上海,一进家门就被捕了。这个说法可信,因恽雨堂夫妇是最后被捕的;另外在狱中恽雨堂夫妇也会向他们介绍被捕的经过。另据何孟雄介绍:恽雨堂在上海的住处只有他和陈云知道(因地下工作单线联系)。另外,唐虞不可能掌握24烈士全部简历等情况。而24烈士被捕前,陈云己在6届四中全会被王明提升为中央特科领导人和当选中央后补委员。
  在六届四中全会前,恽雨堂是国民党心脏中央直辖市南京市中共市委书记,而陈云是靠上海的一个县的中共县委书记。而四中全会,24位烈士人头落地,而陈云赿级提拔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中央后补委员。
  当我把《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书稿在网上公开发表后,不少网友对陈云当时充当什么角色?有不少跟贴议论。我把全部跟贴都附在后来正式出版的书中。书出版后,某省一位老同志通过熟悉我的同志告诉我说:解放后,他曾建议陈云查一下是谁出卖了24烈士?陈云表示拒绝。另外,有人告诉我说:邓小平掌权后搞党员登记,约有两年时间不让陈云登记,不知为何?
  以上仅把我掌握的24烈士牺牲,与陈云有关的情况,公诸于众,供大家研究。

  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16日星期五

致温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公开信:抛下灾民出席盛宴对不对?

文/陈杰人
陈杰人:我批评温州市委书记的公开信又被连夜秒删。现将全文贴出,欢迎大家转发,版权不受限制。

温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如我所料,你果然又在半夜启动紧急行动,将我微信公号上的这篇文章给秒删了。倘若你救灾有这个效率多好啊,可惜,你把精力用偏了。今晚,我把本文发到博客上,同时也会在微信群里用文本文件直接发送,明天,我还会实名向中纪委举报你的严重违规行为。

原本我是没打算要写这封公开信给你的,但被你的秒删行为所逼,我只好在下午批评贵市委的基础上,再补一封公开信给你。一是希望你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也会被舆论视为草芥;二是和你探讨一下,你本次中秋节晚上抛下千千万万温州灾民奔向奢华无比的颁奖盛宴,到底错在哪里。

如你所知,你于今年中秋节的夜晚,放下数万台风中的灾民不管,却和一干达官贵人,争相在一个“温州人大会”的奢华宴会场所抛头露面。对于你等官员而言,可能向贵人争宠的价值,要远胜于与灾民风雨同舟的意义;但对于我等旁观者以及很多温州百姓而言,你这么做,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行动,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之境地。

9月15日早上开始,台风“莫兰蒂”突袭温州泰顺县,并导致该县江河暴涨,交通中断,供电停止,3万多户居民遭受灾害袭击,虽经当地官方紧急转移安置12943人,但还是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而该县境内三座伫立了数百年的重要文物廊桥也毁于一旦,以至于两位文物专家痛哭不已。

让人惊愕的是,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你居然满不在乎,并率领温州四大家领导直奔当晚的“温州人大会”颁奖典礼。“杰人观察”从温州方面传回来的图片可以看出,这场典礼和晚宴堪称奢华,不说别的,光看流光溢彩的舞台、曼妙无比的接待小姐和精美绝伦的晚宴餐品,就可以想象出你等当晚的幸福。


徐立毅中秋当晚在温州出席奢华场所的掠影

哪怕没有发生台风灾害,你作为领导干部出席这种场所,已经是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以奢靡之风在和中央精神唱对台戏。而恰逢台风灾难在即,你此举就更是错上加错。

徐立毅先生,你知道吗?在你们那个盛典的笙歌声之外,还有死难灾民的悲哭;在你们那个盛典的觥筹交错之外,还有千千万万温州灾民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求生;在你们那个盛典的笑逐颜开之外,还有无数温州灾民在苦苦地等待你们这些官老爷的救援恩赐。

关于这件事,我不想说得太多,相信只要点到这里,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为温州的灾民感到心痛,也会为你们这些官员不爱灾民爱贵人的选择感到羞耻。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地方的主政者,本应当时刻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常思百姓疾苦”和李总理所言的“感知百姓冷暖”,可是你等在今年中秋夜的选择,已经将你们钉在了政治伦理的耻辱柱上。

也许,你可以拿出多个理由来替自己的选择辩解,比如有上级领导出席、活动是预先安排的、救灾工作已经安排有其他干部在前线……可你知道吗,这些辩解其实都无法从伦理的角度站住脚。

省里分管领导出席,那是他们应该管的事务范畴,而你等地方主官,主要职责就是确保一方平安和百姓福祉,在大的灾难面前,你竟然抛下灾民去迎合贵人,那只能证明你心中的价值标准出了大问题。

你必须明白的道理是,对于你这样的主官而言,当属地面临巨大灾难时,就算你一个人并不能挡住风雨,但你是不是到了救灾前线,是不是在关注和组织抗灾,这是一个必须的态度和立场。而你,恰恰用脚给自己画出了一幅耻辱相。

你从一个代市长直接当上市委书记,很多人都猜测你是不是有来头,不过在我看来,不管你来头多大,如果你就这么无视民众疾苦,只管迷恋奢华,那你一定走不远。

我很明白,温州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都非常敏感的地方,像你这种官员,只要不出岔子,基本上可以保障以后升至部级乃至更高,点名批评你这种人,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看到你这种太过分的选择,想到你在灾民的疾苦声中还能神态自若地享受奢华盛典,作为一个独立评论员,就无法忍住心中的怒火。

尤其是,当我今天下午发出第一篇批评文章后,你们居然可以在第一时间把我的文章删除。你可能以为你的权力很大、影响力很广,可以操控有关人员替你服务。但不管你有多么高的删帖效率,也无法删除你在温州百姓心中的耻辱

我也知道,我这篇文章发出后,你仍然有本事再删除。但你删得越多,就让你的耻辱更多。于你而言,也许官当久了,很难再听到我这种直言批评了,所以浑身不舒服。可今天,不管你多么不自在,希望你还是认真反思,将功补过,在明天就奔赴灾区,在以后的工作中汲取这个教训,真正把百姓冷暖放在自己的心窝深处。惟如此,才不枉你曾经上任时给温州人民许下的诺言。

专此谨致。劝你回头!

          陈杰人

          2016年9月16日 深夜 于北京

2016年4月8日星期五

中国电婊李小琳的精彩人生(多图)

 中国电婊李小琳的精彩人生(多图): 好多天没有露面了。俺还在,没有被“跨省” :) 只是近期太忙了,实在没时间上博客处理评论(待会儿俺会把那些被 Google 误判的评论恢复出来)。   前几天曝光的“巴拿马文件”已经轰动世界了。由于真理部的存在,估计天朝网民知道的比例还是不够高。照理俺应该发一篇《每周转载...

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

章诒和:北京文化界的告密者们

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 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母亲沉默。“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知道。”母亲答。“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母亲不做声。“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章诒和 原标题: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2015年3月13日星期五

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华国锋绝密身世

传奇人物华国锋
华国锋和毛泽东曾孙毛东东
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华国锋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世,改姓毛,次年3月初被驳回。3月初,中共中组部对华国锋信中所提要求做出答复:中央经慎重考虑,从维护毛泽东声誉、从党和社会上的影响,也对你本人的影响,没有必要更改、恢复自己的父亲或母亲的姓氏。但批准他返回出生地湖南省湘潭养老。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身世一直是个谜,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流传的版本不少。据说,当年毛泽东临终前,他的咽喉已经麻木,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必须下胃管才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但毛泽东本人不同意下胃管。为了说服,当时决定由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华国锋四人先试一下。当时,华国锋不假思索马上表态愿先试。有人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毛泽东病危时,动了真感情的只有华国锋一人,这里面大概包含着父子情吧!”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纪念堂。2002年12月26日,华国锋曾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以及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一同到毛泽东纪念堂,为毛泽东做冥寿。华国锋在所献花圈的挽带上,还写上了“忠实的儿子国锋敬挽”的字样。但当日下午,这个花圈就被纪念堂的工作人员撤走了。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与一位姚姓女子相识。姚氏的父亲是从山西到湖南来贩运烟草的商人。一九二一年,姚氏为毛泽东生下了华国锋。姚氏生下华国锋二年后病故。毛泽东一直委托亲属抚养他与姚氏之子华国锋。后来将华国锋送到山西太原,再到交城,随收养他的亲属姓华,取名华光祖,到了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华成武,到了解放战争初期,才改名为华国锋。
1949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山西省交城县县委书记华国锋调到北平市军管会。毛泽东未同意,说;“革命还未胜利,解放了全中国,还有很多事等著,不能把自己的亲人都带到京城。”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将华国锋调到家乡工作,到湖南省湘潭任地委书记。毛泽东先后九次到湖南或经过长沙时,都叫省委安排见华国锋,并关照过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多关心华国锋。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找张平化问及华国锋的表现。张平化说:华国锋同志是个事务主义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老好人,不会搞偏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正需要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样的好同志不是多。我见到阳奉阴违的人就讨厌,他们喜欢搞自己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后来,华国锋又升任省委文教部长、统战部长、省委书记。1968年,华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毛泽东每次返湖南,华国锋都陪同在侧。华国锋每年都以直接向主席汇报地方工作为名,到京二、三次。

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调华国锋到京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公安部长。毛还点名要华国锋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有关华国锋身世的决议。据悉,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逮捕四人帮后,在1980年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后,曾致信中央政治局,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世,姓毛,但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了。当时,叶剑英指著华国锋说:这个可不能拨乱反正;否则,对你、对毛主席、对党各方面都不利。你这个党主席还怎么做?邓小平、陈云还拿出了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并通过的一项决议:

(一)华国锋同志不宜调京到中办工作;
(二)华国锋同志的身世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从党的利益、从全局的利益、从维护主席的声誉,也有利于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和成长,不宜更改姓氏。为了保密,当年连在京的中央委员都不知道有这一决议。有关这项决议的由来,是当年周恩来提出:毛岸英同志在朝鲜战场已牺牲了五年,将湖南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调到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恢复身世。讨论时,刘少奇、朱德、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反对,强调要维护党组织决议,维护党组织的声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华认知是毛长子。第二年舂,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康生和汪东兴在北京和华国锋做了一次有关他身世的交底谈话。直到这时,华国锋才知道自己是毛泽东的长子。当时,中央对华提出两点意见:
(一)本人履历、籍贯、出生、现用姓名,全部按1955年中央关于「肃反」后「审干」时登记的沿用;
(二)从党的全局利益考虑,不改变历来和主席的关系,适用于今后。华国锋当时在中央这两点意见上签了字,并写上「完全同意,坚决遵守」。周恩来、康生和汪东兴在文件上也签了字,作为组织上的证人。毛泽东临终前对华国锋的安排。据张玉凤交待: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就总理人选问题,曾征求过江青、张玉凤、汪东兴、毛远新四人的意见。汪东兴推荐了毛远新,毛说:太年轻,当不好。江青推荐张春桥,毛说:太自负,党内、军内不买他账的人不少,当不了。毛远新提了华国锋,毛说:除华,暂无人选。又据张玉凤交待:毛的健康恶化后,他知道江青结怨不少,但又认为江青斗争性强,在这一点上,正是华国锋的弱点。因此,在为日后的人事安排做最后的部署时,有二套部署方案。对党的主席的继承人,毛远新曾多次请示毛,毛总是一句话:慢慢来,看著走。最后,毛泽东是圈了五个人的班子:华国锋、江青、汪东兴、毛远新、陈锡联。
毛华父子情和华的孝道。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毛泽东在会见华国锋时,曾拿出一只欧米茄手表,赠给华国锋留作纪念。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总理(1976年—1980年)。山西省交城县人,原名苏铸,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1940年任交城县各届抗日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以后,在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地委专员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追随毛泽东,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接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被毛泽东选为继承人。毛泽东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地位受到江青及其同伙的挑战。1976年10月,他联合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出面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
国务院代总理(1976年2月—1976年4月)
国务院总理(1976年4月—1980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81年6月—1982年10月)
中共中央委员(1982年10月—2002年11月)
由于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两个凡是”,他被批评为犯了“极左路线错误”,很快被邓小平取代,在1980年2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被新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分化,9月国务院总理职务被免,在12月召开政治局会议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被批准,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向外界公布,之后离开了权力中心。从1982到2002年的四届党代表大会他都被象征性的选进中央委员会,尽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简出,但在党内很受尊重,是唯一一个全票在15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2001年他没有参加十六届党代表大会中央直属机关会议,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2002年华国锋正式引退。在1997年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2名年龄过了70岁的,一个是华国锋,另一个是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四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都是本分的普通人。华国锋的长子苏华,原于空军某部任职,现已退休,至今仍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小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小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在华国锋生前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四子女中稍为显赫的是大女儿苏玲,现任中国民航总局交通管理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的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

央媒火力全开:力推“四个全面”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
明天将见报的第一篇,篇幅达2000字,《新闻联播》头条摘播,新华社播发通稿、各地党报同时刊发。
人民日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梦想更崇高。
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12年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这无上的光荣。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思接千载,追寻中国梦。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激荡改革潮。纪念“八二宪法”颁行,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坚守生命线……履新第一个月,起笔落墨之际,前进航标已然确立。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两年多来,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举措力度空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破局开篇,公平正义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着眼点;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反腐倡廉纯洁队伍,正风肃纪凝聚人心;运筹内政外交国防,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同频共振……短短两年多时间,科学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决策部署,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事实充分证明,“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揭示。“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很多时候,只有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时代风云,更准确地把握前进方向。90多年来,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过程,如此艰辛,也如此壮阔。“四个全面”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增创中国优势。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伟大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行走在复兴之路上,中国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明天,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