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为何势孤力单

中共官场的腐败肆虐，已严重扭曲了资源分配、财富流向及社会价值观，导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习近平反腐，原想获得掌声，不料如今不仅引起权贵集团内部的强烈抵制，就算是中国民间，也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更出奇的是，少数外媒评论也对其反腐持否定态度。

这其实并非习近平的个人悲剧，而是中共制度瓦解崩坏前的预兆。本文分析习近平的反腐为何陷入势孤力单之境。

反腐要动政治高层家族的奶酪

习近平的反腐，应该说是他与王岐山谋定而后动。以中石油系统与四川帮为目标的反腐，只是打击周永康利益集团的前奏曲。从去年至今，习近平反腐经历了三个大的回合，反腐对象一个比一个更难对付，依次为周永康、李鹏家族及在被太子党奉为大哥、颇有几分神秘的曾庆红（标志是将港澳工委列入反腐目标，并宣布要查处其“卖国”行为）。对李、曾的打击于今年2月底至3月上旬相继宣告，与此同时，中纪委还辅之以今后反腐路线图广告：今后反腐的重要目标将集中在能源、电力、金融等领域。这些领域正好是新老权贵子弟集中之地。

在这些领域开刀，动的是众权贵家族已贴上自家标签的奶酪，可算是在权贵集团内部的攻城掠地之战，遭遇反击是可以预料之事。从李小琳成为目标之后开始，历届退休的政治局老常委们终于发现习的目的是要通过反腐改变从江胡时代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深感危机来临。

打击周永康时，并未触动红色家族核心圈的利益，习王二人还能应付所遇到的阻力。但曾庆红的背后既连着江泽民这棵大树，更连着红色家族这条粗藤，不是寻常对手。这些，我在《反腐鸣金收兵 萧墙干戈暂息》一文中做过详细分析。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5·26在线访谈中宣布以十八大划线，只要当事人现在不在重要岗位上（比如已经退休的历届政治局常委），其腐败（包括家属的腐败）不再查处，这段讲话被视为习近平向对方作出的妥协。但对手似乎并未因此停止动作，此后发生的动向值得关注。这动向由国外媒体先开始，因为利用向外媒“喂料”打击政治对手，是倒薄以来的新招术。

国际媒体对中国政治的“帮场”

 “帮场”一词出自中国传统民间用语，指江湖艺人在卖艺之时，抱拳对看场观众作团圆揖，口中念念有词：“有钱的请帮钱场，没钱的请帮个人场”。我用“帮场”这个词并无贬意，而是对近年国际媒体对中国信息的披露状态的概括。国际新闻业界及读者也对此表示理解，因为若非高层因权斗放料，这些黑幕无法曝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今年1月发表的《中国离岸金融公司调查报告》，资料当中独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四家资料。有经验的阅读者可以推想，这是消息源有选择性放料的结果，不会因此质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动机。

但英国《金融时报》6月24日发表署名文章《习近平独裁式反腐令人担忧》（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drive in China takes autocratic turn），从整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记者本人的观察，还不如说他接受了一些北京消息人士（或者“朋友”）的看法。该文主旨是批评习近平的“独裁式反腐”，认为目前出现了全面政治清洗的迹象，例子是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遭到调查，而令计划是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的高级助理。他引述北京政治圈子里的看法，即“许多人对这种清洗的惩罚性特点以及伴随的独裁特征感到不满”，“许多人相信，究竟谁腐败谁不腐败，这是由习近平和他的最紧密的同盟者决定的。”

这篇文章的问题是：一、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国政治集团内部自1989年之后并无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所有分歧只是利益分割上的。而利用反腐清洗政治对手，并非习近平的专利，而是江泽民开创的政治招术（当初打击陈希同便是如此）；二、习近平如果不搞独裁式反腐，其实没有其它有效手段，因为全中国的法院系统与检察系统早就沦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三、江、胡时代政治利益集团的共同分赃制，决定了反腐必然就是清洗这两个政治集团。如果因为有政治清洗之嫌，就反对清洗腐败者，等于要求中共政府放弃反腐这条最后的政治道德底线。

《纽约时报》在今年6月4日之后发表那些涉及习家族变卖资产之事，虽然提供消息者可能另有目的，但记者属于报道事实，无可厚非。《金融时报》这篇文章的作者则毫不掩饰自己在中国政治斗争中选边的态度。

民间为何看笑话

在习近平看来，反腐属于党国大事，自己如此强力反腐，一年之内抓了将近30位省部级官员，老百姓应该拍手称快一片叫好声。但事与愿违，民间现在对习反腐遭遇抵制抱持看笑话的心态。

民间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两个原因：一、对习的反腐诚意有怀疑。部分民间人士认识到，中国腐败源于制度，希望政治改革；还有部分人虽然没有明确要求改变政治制度，但希望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提高反腐效率。二、习近平从未表示向下汲取政治支持的意向，对一切民间声音都是采取强力镇压的态度，无论是知识分子、企业界的建言，还是民间温和派的声音，都采用强力打击的方式，封锁网络、因言论抓人并处以重刑，缇骑四出，一片红色恐怖。薄熙来当初在重庆唱红打黑之时，还以拥毛与增加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这两种方式向下寻求政治支持；习近平则单枪匹马、以高调“打大老虎”的姿态在先，继而突然宣布对超级大老虎妥协，抓些中小老虎充数，同时强化对民间的政治高压。如此作为，当然会造成民间对其反腐进退失据抱持看笑话的心态。

道孤则力穷，力穷则势弱

反腐要怎样才能成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与社会管理需要借助于公共权力系统，因此任何公共权力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伴生着腐败，这就决定了反腐败几乎是不同性质的政权都需要面对的一个永恒课题。

但反腐的成功却不完全由政治体制决定。放眼世界，有利用民主制度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如美国，但也有利用民主制反腐极不成功的国家，如印度；有利用独裁手段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有用独裁手段反腐极不成功的国家，如中国。这里有各种复杂因素在起作用，美国反腐成功，是因其成功的政治制衡机制，比如司法独立与完善的法治；印度腐败泛滥，原因并非中国指责的那样源于民主制之害，而在于该国文化影响以及机会过度稀缺，导致掌管机会的部门官员将机会的赐予当作寻租资本。李光耀独裁式反腐较成功，在于他拥有立国之功带来的个人权威；习近平的独裁式反腐不可能成功，一是对手太强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难以撼动；二是习本人并无李光耀那样的政治威望。因此，习近平借杨晓渡5·26在对超级大老虎宣布罢战之后，《纽约时报》持续报道他姐姐家的故事，让习这一“打虎者”变成了“大老虎亲属”，让外界产生一个印象：习的反腐不是真反，而是搞政治清洗。

承30多年改革权力市场化之弊，习近平能够做的事情不多。综上所述，习陷入“道孤”（即支持率低）源自几点：一、反腐导致本统治集团内斗加剧，不少权势者认为习挡了他们发财致富的道，危害了他们的财富安全与身家性命。二、国际社会对其由希望转成怀疑，缘由各有不同：人权团体因其打压人权；资本集团因其在中国反外资之腐；新闻业者因其对外媒的严厉管制与打压；各国政府因其强硬的外交姿态。三、中国民间社会对其不满，则因习上任以来，无论是政治管制、言论管制还是媒体管制，都远较胡时期严厉。

独裁者都很相信自己的个人能力。习在第一个任期之初，会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希望让红色江山“中兴”。他可能根本不愿意面对以下事实：中共整个组织系统已如晚期癌症病人，全身上下都已发生癌变，并非他下决心反腐整改就能够起死回生。到了明后年，如果经济振兴无望，各种尝试都努力过之后，习的大政方针就会进入重大调整期。

何清涟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3期    2014年6月13日—6月26日）

年轻人对当代史懂得太少！常识性错误令人吃惊

——读《文艺争鸣》2014年4月号一篇文章


    “四人帮”是什么性质的“集团”，以谁为首，具体成员又有哪几个？如果我招考中国现当代文学“文革”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一定会出这道题。这是有鉴于许多人忘记了“文革”这段历史，如有一位大学生居然回答说：“‘四人帮’就是四个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嘛。”

    在回答“四人帮”的成员时，有不少人把林彪算上去。有人虽然知道“四人帮”的具体名字，却顺序错乱。不少人从来未听说过当年毛泽东的接班人王洪文的名字，便把江青算成头一个。其实，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王洪文位居第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位居第二，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位居第三，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姚文元位居第四。可我现在读到《文艺争鸣》2014年4月号第103页即题为《“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的文章，其答案却让人大跌眼镜：

    七十年代以姚文元、石一歌为首的“四人帮”……

    这里让“文攻”的姚文元取代“武卫”的王洪文，可谓是本末倒置。令人吃惊的是，作者竟把“石一歌”作为“四人帮”的成员，并让其和当年“舆论总管”平起平坐且居“为首”地位。该文末尾注明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阶段性成果，重大课题竟出现如此重大史料错误，未免太不严肃了。

    “石一歌”是谁？在辞典里是很难查到的。潘旭澜生前主编、1993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文学辞典》，倒是有这一辞条，可过于简略。“石一歌”是“十一个”的谐音，即“石一歌”这个写作组最初成立时共有十一个人。这正像“梁效”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谐音，“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一样。

    事情还得从1971年说起。那时周恩来陪同塞拉西皇帝来上海视察时，希望鲁迅生活、战斗过10年的上海，建立一个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小组。张春桥原布置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组织一班人马写为江青一伙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这个“史”由于工程大，一下难于完工，因而张春桥于1971年11月29日灵机一动，接过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一方面可以为《文艺思想斗争史》编写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听了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写作班子，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据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云：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除高义龙系原写作组“老牌”成员外，其余均系大专院校教师、中学教师，外加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文化系统的业务干部。1973年后，或因工作调动，或因学员毕业分配，剩下陈孝全等四人，另从外单位借来了三人，共计下列七人：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该小组设核心组，组长为在华东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的陈孝全，副组长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吴欢章，另有周献明。1974年后，吴欢章等人离去，该小组负责人为陈孝全、刘崇义、夏志明。小组成立初期至1973年底，由原写作组文艺组姚汉荣负责与“石一歌”联系，后姚氏调北京，这种联系便不再有专人负责。写作组最初成立时的十一个人已有王一纲、高义龙、孙光萱等先后作古，后参加的曾文渊也于最近仙逝。这个小组总共写有84篇文章，其中用“石一歌”的笔名最多，另有“石望江”、“丁了”等笔名。所谓“石望江”，系陈孝全、吴欢章、余秋雨、孙光萱四（“石”）人同望黄浦江之意，“丁了”是“定稿”的谐音。

    于1972年1月3日正式挂牌的“石一歌”，办公地点在当年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1层的103、104室。这个写作组虽然写过许多配合“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造舆论的文章，但比起位于上海市康平路写作组本部来说，“石一歌”只是属上海写作组文艺组的外围组织，其成员所犯的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写了错误文章”这种一般性错误。他们在“学习班”说清楚改正了错误，后来活跃在上海各文教单位，其中有的成了文化名人，有的当了媒体老总，有的是学术带头人和博导，像曾文渊在《文学报》担任副总编辑期间，便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的作者，却将这些人和姚文元并列，并列时不是姚文元打头而是把“石一歌”置诸首位，如109页云：

    石一歌和姚文元在鲁迅信仰的舆论宣传中……

    姚文元是主，“石一歌”是仆。如此行文，便颠倒了主次，在103页又并称其为“主犯”，这便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文艺争鸣》是名刊，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即该刊审稿欠严谨，以至让《“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一文作者不止一次称“四人帮”为“团体”，如109页云：

    “四人帮”团体最为突出的言行有三点……

    石一歌和以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团体……

    这“团体”莫非是“学术团体”？文中没有明说，但“石一歌”确实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团体，姚文元则以写评论文章著称，再加上该文作者把当年揭批“四人帮”及批判姚文元在鲁迅问题上的言论“进行道统上、路线上、意识形态上的批谬和纠正”，称之为“论战”，因而这“团体”在作者眼中成了“学术团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种表述政治内容姑且不论，单说技术上至少说明作者不会区别使用“集团”和“团体”这些词。在另一小标题中，即109页作者又这样叙述：“第三次论战：围攻姚文元”，这里用“围攻”一词，也是很不恰当的。因这个词会使人认为以笔杀人的姚文元是正面人物。看来作者的语法逻辑知识确实有问题，对“文革”这段历史也太不了解，很需要恶补啊。

    《“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除了不该出现令人吃惊的错误外，其他失误也还真可列举不少，至少在错漏字方面：109页“1960年第4期《读者》”，错了，因为“文革”前并没有这个杂志，准确的说法应为《读书》。“1957年第58期《文艺月报》”，应为“1957年总第58期《文艺月报》”，否则读者会以为该刊是旬刊或周刊。110页“邦化”则应为“帮化”……更离奇的是，《“毛泽东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一文作者还把胡风说成是“右派分子”：

    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较大规模有三次，论战对象集中在五十年代以胡风为首的“右派分子”……

    众所周知，反右斗争是1957年开展的，而反胡风运动开展于1955年。这就是说，在反右开展之前的1955年5月18日，胡风就已被作为“反革命”而逮捕。在1956年开展的大鸣大放运动中，他早已失去了发言权，何来成为“右派分子？”退一步来说，就算胡风是“右派分子”，也轮不到以他为首，而是以丁玲、陈企霞为首。联想到一本很有名的、极富学术个性的探索型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出现类似的失误，如《“双百方针”前后文艺界思想冲突》一节95页有这样的叙述：

    全国有55万人定为右派……刘宾雁、宗璞、刘绍棠……都在其列。

    其实，宗璞在1957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颇富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红豆》后，虽被“南姚北李”的李希凡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标本，并厉声地质问道：“这样一个极端仇视革命的祖国的叛徒——齐虹，有什么值得‘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这样痛苦地怀念？”（《论“人”和“现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120页）但宗璞只是被当作思想右倾的作家于1959年下放农村，创作生命并未因此中断。1962年她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发表了《知音》等一系列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一小疵，可能来源于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附录《著名右派名录》，宗璞、陆文夫、黄秋耘均榜上有名。除宗璞误“划”外，陆文夫、黄秋耘也不该“补划”。陆文夫于1957年参加“探求者”集团，受到打击被下放工厂，但并不像高晓声那样被划成右派。黄秋耘1957年发表过为刘宾雁、流沙河作品叫好和打抱不平的文章，以致在反右风暴袭来时，差点被打成“右派”，后来邵荃麟和他的顶头上司周扬决定不划他，只在1958年第１期《文艺报》上由邵荃麟出面，将其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示众。

    我在《请勿“补划”右派》的文章中曾指出：近几年一些论著在涉及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时屡屡出现这些失误，与一些编辑把关不严或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有关。像《文学评论》这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也曾出现过巴人是“右派”这一类失误。希望以后要严肃学术规范，再不要有“补划”右派的事情尤其是“以姚文元、石一歌为首的‘四人帮’”这类令人吃惊的常识性错误发生了。

古远清，《中华读书报》，2014年06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