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毛泽东入土为安

章立凡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和浦志强律师联合发布了《关于尊重逝者生前志愿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文本，倡议将毛氏遗体按其生前志愿火化，骨灰交付亲属移往家乡归葬，陵寝（毛主席纪念堂）改作“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这项民间倡议公开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提案，却被有司迅速下令删除。目前虽未获得来自“两会”的回应，但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多数理性网友赞同人道火化，认为是给执政党提供了一个“解套”的台阶，亦有人建议由毛家亲属申请迁葬为宜，部分网友则要求留下遗体以便将来鞭尸。另据腾讯网站一个“建议将毛泽东入土为安”的投票（今年2月26日启动，与本提案无关）统计，迄今共有7445人投票，赞成率81%，反对率19%。

 

    少数毛粉网友的反对言论，则一如既往地极端而无论理，除秽语谩骂和“杀你全家”之类的死亡威胁外，更强烈要求追查章立凡、浦志强如何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见他们连提案文本都未读过。还有人伪造出“习总”“斩钉截铁”的表态:“这个提案别说人民群众不会答应，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也绝不会答应。”

 

 

    长期展示尸体，有悖文明人道

 

    在人工防腐情况下或自然条件下长久保存的尸体，中文音译为“木乃伊”。该词源自波斯语“موم‎”（mūm），原义为蜡，欧洲人用指古埃及涂抹防腐香料保存的尸体。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可以复活，而复活的灵魂需要原先的身体，因此必须保存尸体以供死者来生所需。

 

    除部分自然形成的木乃伊外，人工制作的著名木乃伊，多为古代君主权贵及现代政治领袖。古代有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图特摩斯二世、图坦卡门、拉美西斯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现代则有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蒙古的乔巴山、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越南的胡志明，安哥拉的内图，圭亚那的伯纳姆、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和中国的毛泽东，这些人均为共产党或社会主义政党领袖；亦曾有二人求为现代木乃伊而未成，一是中国的孙中山，二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第一具人工制作的现代木乃伊是列宁。他在1924年逝世后，斯大林不顾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及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反对，执意保存其遗体以供瞻仰。膜拜死人其实是为活人服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其生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他自己遗体仅保存了八年即被火化。其他几具遗体也命途多舛：列宁遗体1943年开始腐烂，被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肢，代以人造假肢；1961年再次腐烂，头颅被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肉身躯干火化；由于政局变动，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的遗体先后被火化，乔巴山遗体被移走后现状不明。

 

    古埃及制作木乃伊，先要钩出部分脑髓，挖去内脏，填入香料缝合后腌制数十天，再外裹麻布涂上树脂入殓。在前苏联，尸体保存技术和水晶棺结构、制造工艺曾是头号国家机密，上述现代木乃伊的制作技术均源于此。据披露，水晶棺内的毛泽东，也是一具被摘除内脏的躯壳。因仓促决定保存，毛氏遗体防腐处理先天不足，不可能保存太久，世界上也没有永垂不朽的肉身。

 

    除了印加人经常接触祖先的木乃伊外，古埃及人的安葬方式，是将装有木乃伊的木棺，外覆石棺封存于陵墓（金字塔）内。中国和多数国家的葬式，也是将遗体装殓并“入土为安”。在公共场合长期展示尸体，中国古代称为“暴尸”（亦称“肆”或“弃市”）。查百度百科，“暴尸”的定义是：“古代的一种酷刑：为惩罚死者生前的行为，将其尸体暴露在公共场所，未经许可不得收殓。”暴尸有悖文明与人道，不料到了近代，竟演化为一种被称为“红色恋尸癖”的“革命祖制”。

 

 

    毛氏生前志愿：遗体实行火葬

 

    常言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以下简称“倡议书”）。倡议书在指出传统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劳民伤财等弊端后发出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10页）

 

    在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毛泽东，按照签名顺序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136人（陈云在事后写信补签）。这一倡议推动了殡葬改革，使火葬成为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要归宿，对改变传统的中国丧葬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氏签署倡议书时的年龄为62岁，同时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思维正常，神智清楚，应确认其火葬志愿在法律上真实有效。根据史料记载，此后他还不止一次公开或私下表达过火葬的愿望。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王雨霏：《毛泽东笑谈：我准备好的五种死法——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交谈中鲜为人知的内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943686.html ）另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在1963年曾对她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笑谈生死 最想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8/24/content_14064227_1.htm）

    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出于政治需要，遗体未能按生前志愿火化，而是被置入水晶棺，陈放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陵寝（毛主席纪念堂）中，迄今已近37年。

 

    共产党人历来自称“说话是算数的”，却常常出现例外。倡议书上的签名者除毛泽东外，均已在身后实现了火葬的志愿（其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未保留骨灰）。毛氏遗体的处理方式，直接违背了其本人“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的志愿；而当时健在的共同签名者，也未履行“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的约定，不仅在法律上构成违约，也有违“逝者为大”、“入土为安”的孝道。按照中国传统，浮棺暂厝异乡不利子孙，落叶归根方为西方正路。

 

 

    厚葬选址不当，久丧人鬼难安

 

    当年北京毛泽东陵寝的选址有五个方案，分别为天安门前、故宫端门、景山、香山和天安门广场，最终选定在首都中轴线的天安门广场正南，与国家标志性政治建筑天安门南北相对。无论在政治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都是一个极为不当的选择。

 

    陵寝的豪华规制超越封建帝王，是典型的“文革”个人崇拜遗物，另一崇拜物则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氏画像。自1949年建政后的十七年间，毛像仅在重大节日“五一”“十一”挂出，前后约十天左右。直到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才改为常年悬挂，这项“文革”传统也延续至今。

 

    毛泽东陵寝是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调动全国的财力、人力、物力，不惜成本修建的，占地5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8000平方米。工程所需优质建材取自全国各地：有大兴安岭木材，珠穆朗玛峰岩石，台湾、江苏无锡、新疆天山、浙江杭州的各色大理石等。陵寝主体有44根福建黄色花岗石明柱，柱间装有广州石湾花饰陶板，通体青岛花岗石贴面，基座台帮全部用四川大渡河旁的枣红色花岗石砌成，四周环以房山汉白玉万年青花饰栏杆。水晶棺选取天然东海水晶，熔炼成大型石英玻璃板材制成。

 

    毛氏生前签署的火葬倡议书，明确反对“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而修建宏伟陵墓长期保存遗体的做法，明显属于“厚葬久丧”：37年来为保护遗体和陵寝，靡费了大量公帑；因尸设事的专门机构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其人员编制、经费来源及预决算从未公开。陵寝成了旅游景观，常年被参观人流骚扰，逝者不得安息；参观免费而存包却称重收费，还有各种纪念品及鲜花出售，遗体俨然成为生财工具。

 

    这座巨型阴宅，前竖高碑后拥松林，形成陵园格局，压在原中华门的旧址上，与皇家阳宅紫禁城对冲。中华门是旧皇城的正南门，始建于永乐年间，明代称大明门，清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大清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中华门。此门位于北京龙脉上的尊位，历代均享有“国门”的地位。中共建政后，天安门广场自1952年开始扩建，中华门在苏联专家建议下于1954年拆除。1977年在其原址上建成毛泽东陵寝，被民间戏称为北京的“十四陵”。

 

    陵寝落成后，戾气盘桓，国家多故。自1989年迄今，天安门毛像已被污损多次，据传还发生过“文革”苦主怒砸水晶棺事件。“六四”历史悲剧发生后，广场国旗旗杆基座于1991年由4平方米增加到36平方米，旗杆高度由22米升高至32.6米。近年维权人士示威、自焚等事件依然不断，去冬金水桥又发生恐怖袭击血案。天安门广场早已失去往日的祥和，成为戒备森严的高度政治敏感区域。

 

 

    回避历史问责，不利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毛泽东功不可没。但毛氏当政以后，违背在野时的民主宪政承诺，先后废弃建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实行权力、经济、思想的“三垄断”，建立起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长期以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治国，不仅消灭了市场经济，造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更发动政变推翻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将全国人民拖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严重践踏宪法、法律和人权，历史出现了倒退。

 

    中国在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抛弃 “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氏治国模式。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需要，毛时代的真实历史至今仍被屏蔽，但“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惨祸的亲历者犹在，民族历史记忆的伤口仍在流血……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是摆脱了毛时代闭关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模式的结果；近年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都与权力不受制约的毛式统治惯性有关；当下中国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凸显出“文革”式暴力基因的遗患。违约保存毛氏遗体并回避历史问责，在体制内外造成了长期的思想混乱，争论与对立严重地撕裂社会，不利于反思历史深化改革，也不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

 

 

    建议人道火化，回乡入土为安

 

    现代国家不应搞个人崇拜，纪念已故领导人不宜仿效封建帝王，历史教训必须铭记。当下中国官场腐败丛生，官员修建豪华墓地、借举丧大肆敛财的风气盛行，反腐须以薄葬俭丧为垂范。继续保留毛氏遗体不仅不人道，靡费公帑维持庙堂祭祀，也不利于国家廉政建设。

 

    为国家民族计，为朝野各方及毛氏子孙计，将毛泽东遗体人道火化，礼送回乡入土为安，不失为最文明的选择。

                     2014年3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2014年4月号

郭永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习氏外交

习近平此次出访欧洲，虽属下外交和公关机构以及官方媒体拼命造势，大肆吹捧，并抛出百亿美元大单，以中国狮子王自居，俨然如欧洲救世主驾临；事实却是因中国人权纪录太过恶劣而受到了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国际人权组织的一致谴责。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将国内著名人权斗士曹顺利女士被迫害致死的详尽资料以及全球联署签名的名单直接递交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对于特别致力于经营自身国际形象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在整个外交活动中，习大大竟然装聋作哑，装疯卖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彷佛赤身行走的“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被众多奴才和大臣竭尽所能地侍候与恭维着，只顾陶陶然地享受自我营造的尊荣和华贵。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习氏外交实在给国人丢尽了脸面。
一、党媒欢庆，外媒跟风，中共国的国家元首习近平再次隆重高调出访

此次出行，应是继习近平正式掌握统治中国之最高权柄，全面主政中国并管理十三亿屁民之后的第二次隆重作秀。本来在今年的两会召开期间，习总要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全权主持两会的，固然在中共所控制的国内外媒体上，肯定要上头条且极为高调隆重报道造势的。只可惜天不遂人愿，由于中共暴政的血腥恐怖统治，致使中国社会积怨太深，终于在两会召开期间，首先爆发了昆明恐怖袭击事件，这一下让本来很开心欢喜的习大大顿时狰狞了面目。这一举世震惊的巨大恐怖突袭事件竟然没有阻止中共的两会停止或拖后，两会仍然在铜墙铁壁的现代化军队的包围下正常进行着，却不料开到中途时，又发生了返回到中国北京的马航失踪事件，这让中共的两会极不安宁，麻烦和搅扰不断，正如一热心人士所评论的，也致使习总完全丧失了上头条新闻的机会。

好在两会终于煎熬开完，我等异议人士终于得以畅所欲言了，习总也可以松口气了。尤其面临紧迫的第二次国际最高端的访问，固然，再次隆重高调造势的时机又来了，习总和夫人在一群奴才无微不至精心竭力地侍候下，无论穿着化妆仪表等等无不修理得极为得体而又高贵，不愧为世界最多人口国国家元首夫妇的最为典型的风范和标准造型。固然，此次由于再没有发生可以盖过习大大国际访问的任何大事了，所以，习大大和歌唱家出身的夫人终于登上了国内外媒体的头条。根据报道的图片，确实所展示的习近平夫妇的服饰仪表非同凡响，尤其在全球瞩目下确显男士气宇轩昂女士优雅娴静，尤其作为大权在握的习总本人，更显霸气且颇有颐指气使骄横跋扈的味道。

如《多维新闻》报道，《习近平中式礼服亮相，外交思维细中求变》中指出，荷兰当地时间3月22日，阿姆斯特丹王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服装出席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举行的盛大国宴。习彭中式礼服亮相之后，从服装细节到传递的象征意义，无不为舆论所津津乐道。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观察人士说，这是习近平首次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或许意在传递这样的文化信息：中式，代表着自信；变化，意味着创新。此外，中国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对细节的重视，一方面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输出，同时也体现了外交思维的现代化。

根据此文逐句逐字的解析，比如设计师解密礼服奥妙，习近平夫妇身着中式服装赴荷兰国宴，习近平所穿服装或成“国服”，中式礼服释放哪些信号？等等，就无不让人感到奴才对于主子的极尽恭维与讨好之能事，简直让人恶心至极！比如这《中式礼服释放哪些信号？》的解析指出，此次习近平夫妇着中式礼服出席欧洲王室国宴，除了在服装设计上给人惊喜之外，所传递出的象征意义或许更大。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体现中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中式服装则体现中华文化的属性。国家元首在出访行程中选择中式服装，通过国家元首夫妇的姿态向全球表明：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下，中国人已经融入到全球化发展中，不再孤立于全球发展之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以及文化价值的传承，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独特展现。过去西方人习惯从中国领导人的服装判断“保守或开放”，在他们眼里，西服代表“开放”，中山装表示“保守”。此次习近平夫妇改良版的中式礼服传递出这样的文化信息：中式，代表着自信；变化，意味着创新。这也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呈现给世界的一贯姿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国宴开始前的致辞中说：“荷兰是欧洲的门户，我选择从荷兰推开欧洲的大门。”这句话里释放出的信号也颇耐人寻味。自十八大上台以来，习近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念。对外来看，从当选国家主席一年来的出访行程安排，到“第一夫人”元素的融入，再到今天对出访服装的事无巨细，均可看出习近平正在逐渐丰富这一理念的内涵。

二、习近平在隆重高调出行中，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事件，他会根本不上心吗？那他还能代表十三亿屁民吗？确实能成为十三亿屁民坚强拥护的称职的国家元首吗？

1、山东平度的党和政府又杀人抢掠了。

最近，山东省平度市杜家疃村村民耿福林因在搭建的“窝棚”内守地，被大火烧死。当晚睡在棚里的村民李崇楠、李德连、杜勇军也不同程度地被烧伤。微薄，袁国宝：【山东平度征地125亩补偿944万卖给开发商123万/亩】征农民的地每亩8万元，卖给开发商123万元，每亩土地买卖政府赚115万元。这就是高房价的秘密，这就是地方政府不惜违法强拆的动力。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已经彻底沦为为人民币服务的无良企业。不被限制的公权力正肆无忌惮的成为掠夺人民的强盗。

2、公民维权律师团的四名杰出律师被非法拘押了。

3月20号，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位人权律师和被非法拘押的公民的亲属，前往位于黑龙江建三江农垦总局青龙山农场的“法制教育基地”（实为非法拘押多名无违法犯罪公民的“黑监狱”），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守法公民，并前往当地检察院依法控告。3月21日早8：30左右，4位律师及多位公民被黑龙江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地方当局非法拘押。江天勇和唐吉田律师被以莫须有的传播什么邪教罪非法判拘留十五日。这明显是一起公然侵犯人权，严重对正义公民耍流氓的无耻暴行。正在激起广大公民以及正义律师的坚决反抗，很多人已纷纷前往现场围观，公民围观团已打出围观标语，胡贵云、伍雷、葛文秀、青石、刘卫国等七八名律师连续两天申请见当事人，均被拒绝，已开始绝食抗议，直至会见为止。

3、马航事件公布了，向驻马大使馆申诉的家属被维稳了。

微薄，卓越兄交通信息：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一带实行交通管制。并附有多张中国众多特警保护大使馆的图片。为此，笔者要发问，中共国际天价维稳经费究竟有多少？如此大量国资民财浪费在全球维稳上，这种浩大维稳队伍的建设，这究竟需要开支多少国民资财，需要多少纳税人支持，可作为国内被蒙骗的国民，谁能知晓这些细节呢？

4、米歇尔在西安旅游，清场特警踢昏了一名导游。

习夫人陪伴奥巴马夫人一家，刚刚在天安门、长城等地，把正在旅游的万众清空拍了照，习夫人便匆匆忙忙伴夫出国访问了，留下奥夫人一家去西安参观旅游，由于一导游行动慢了一点，被清场特警一脚踢致休克，随即被抬走，不知是死是活，无人知晓。这种为讨好美主子对待本是主人和纳税人的本国人的民凶残做法，实乃令人发指。正如一微薄说的，挑动人民反美，自己却转移妻儿资产到美；挑动人民仇美，自己却为讨好美主子不惜杀害屁民；美国人民的养老、医疗、教育全免，你还买人家国债好几万亿；达赖喇嘛与美总统见个面，你就急忙购买波音飞机；其实你最害怕美国制度的输入，因为那样你的腐败私利不保，可被蒙骗的国人却分辨不清这个浅显的道理。等等。

三、正如《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习皇帝此次全裸出行，不知让习近平本人在内心深处，尤其当深更半夜突然醒来一个人发呆时，有没有过深层次的思考和忧虑？

习近平此次出访欧洲，虽属下外交和公关机构以及官方媒体拼命造势，大肆吹捧，并抛出百亿美元大单，以中国狮子王自居，俨然如欧洲救世主驾临；事实却是因中国人权纪录太过恶劣而受到了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国际人权组织的一致谴责。公民力量的代表杨建利先生将国内著名人权斗士曹顺利女士被迫害致死的详尽资料以及全球联署签名的名单直接递交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应该对于特别关心自己国际形象的中共，是一个很大打击。可是，在整个外交活动中，习大大竟然也一样装聋作哑，装疯卖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彷佛赤身行走的《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被众多奴才和大臣竭尽所能事的侍候与恭维着，只顾陶陶然享受自我的尊荣和高贵。悍然一地痞流氓在某一天里突然站在万人大会上演讲时的窃喜感受，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如此的大好机会，也能站在万众瞩目的高台上宣讲，让万人都顶礼膜拜自己，拍手称赞自己。

这种至高的荣耀和尊崇，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凡是能够到达权力之巅的任何独裁者都享受过，中共继承人无论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也都亲身领略过，并且人人都很恋栈，要不是华国锋被邓小平“凡是”下来，要不是邓小平由于年龄太大已经等不及了，要不是邓小平在临死前指定胡锦涛做江泽民的接班人，要不是中共的班子已约定俗成为任何人必须任够两届就要退位，其实他们四人，谁都不想那么快那么早地退下来。毕竟这权力，正如人们做爱，上去了就都不想下来，也正如瘾君子吸食毒品，吸上了只会有增无减，绝不可能自觉走向理性和理智，自觉彻底放弃。

由于人之天性所致，正如古人说的，“察今则可以知古，察己则可以知人，古今一也，人与我同尔”。固然，习近平本来也只是一名凡夫俗子，与任何普通人毫无二致，非常平庸平凡的，只因坐在权力之巅，掌握如此显赫大权，所以才被众多奴才竭尽所能事地恭维、吹捧、侍候着，肯定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得意忘形，完全飘飘然然了。他肯定不可能回归到任何现实中来，真正高度重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何具体事务上来。而是在奴才的误导下，凡事只是治标不治本，凡事都以所谓的大局为重，凡事只要能过就得过且过混日子，凡事都以虚假的国家面子和独裁者的个人形象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凡事都必须用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这是我们祖宗流传下来的取得绝对胜利的必胜法宝。比如习夫人在会见奥夫人时，由于在学历、知识、水平、学问、身高、服饰、气度、礼仪等方面根本不是对手，所以奴才们就帮忙布局奇招，让习夫人也真正扬眉吐气了一回，如带奥夫人进到书法展览室，叫习夫人手把手教奥夫人学写毛笔字，终于，习夫人果真大获全胜了，直整得奥夫人嗷嗷怪叫，在奴才们眼中，真是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啊，更显得极端无耻和卑鄙。

关于此话题，笔者在微薄上发评论，有人说习夫人的歌唱得好，笔者说奥夫人唱英文歌恐怕不次于习夫人，专门吹捧恭维习夫人的奴才们便不再吭声了。

泱泱人口大国，无数拆迁杀人，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奸淫幼女，贪渎无度，污染环境，铺张浪费，奢华淫乐，转移资产，监守自盗等等事件，无不正在大面积唤醒被蒙骗的愚昧、麻木、迟钝的国人，习皇帝却绝不考虑这类实际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官权不受任何监督制约，致使官权有恃无恐、飞扬跋扈、肆无忌惮、公然犯罪，人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让其任意妄为，想扳倒某犯罪官员比登天还难。当前中国紧迫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官权如何严谨守法，如何接受公民组织强力高效的独立监政，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恐怕习近平在位多少年都无济于事，中国依旧还是专制传统的党王朝天下而已。

固然，已经坐稳了党皇帝位置的习大大，绝不可能会想到这种事情的。而是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总原则下，习皇帝上任伊始首先想到的只是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非常紧迫地抓稳抓牢了军权，就是为了要当真正的皇帝，因为他拒绝公布财产，并坚决打压一切敢于监督自己和自己打手搞腐败的任何正义的公民。固然，在习皇帝任上，不是为了改变万恶之源泉罪恶之渊薮的腐朽制度本身，而是要坚决捍卫之，以此作为腐败官权犯罪私利的坚强保护伞妄图梦想再延年益寿许多年。为此，习皇帝不惜浪费巨额国资民财，专门雇佣犬牙和打手围攻新兴的微薄、QQ群和微信等空间，致使广大仁人志士如履薄冰，纷纷沦陷为转世党。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反面。坏人做坏事时，可能会很得意，很疯狂，但最终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造物主并没有偏心，上帝也不会违背自然规律来左右人世间的善恶，他既不会让恶人永远得势，也不会让好人永远受欺凌。恶人之所以疯狂，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不懂得上帝从来没有私心。所以，正如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的名言：“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让我们拭目以待习独裁者的最终下场吧。

总之，习近平此次极为隆重高调的国际最高端的访问与出行，如果他本人稍微清醒一点的话，笔者想他理直气壮的背后其实根本就没有底气，纯粹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强中干而已。他的一切表现都是假的，只是为了顾全所谓的面子演了一场大戏而已。当然，作为完全依靠谎言维系的政权，任何官员，无论大大小小，基本都是出色的演员。习近平今日能够站在如此至高的位置上，固然就一定是一个最会演戏的演员了。温家宝在位时，著名作家余杰称温家宝为影帝，我想这影帝绝对不是唯一的，只要这种邪恶制度存在一天，影帝就不可能绝后。所以，习大大其实也是在做超级人口大国最顶级的影帝罢了。果真十年完整坐满了，这影帝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否则，一定就非常欠缺甚至还要惹上大祸的，毕竟这种宝座，纵观古今中外无数独裁者的下场，越来越多的人都是以很凄惨悲壮的结局收场的。
   郭永丰   民主中国

拥三百套住宅 敛财千亿 周永康案内部通报曝光

近日，有香港杂志刊登周永康案的内幕消息，曝光了据称为来自政法委办的〝周永康及家属专案组内部通报〞的具体内容。与此同时，有舆论称周永康案与陈良宇案乃至薄熙来案〝为害一方〞的性质不同，周案不但所涉贪腐罪行惊人，而且周当年的权势网路已经覆盖四方，危害甚巨，所以周永康面临的将是生死抉择。


〝周永康及家属专案组内部通报〞曝光

据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报导，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周永康及家属专案组在三月三日所披露的〝内部通报〞称：周永康及家属、亲属在政法系统、在石油化工系统、在四川等地方的同伙活动已被控制、实施审查、收押等措施；周永康及家属、亲属和同伙所敛财的资金财产已被抄查、冻结封存；周永康家属、亲属和同伙涉案人、漏网外逃失踪人员，正通过法律程序追缉和通过国际刑警系统通缉归案。

据通报，二月二十四日周永康已移交司法部门列刑事指控查办。至今周永康家属、亲属及在政法系统、石油化工系统、地方等同伙已被拘捕三百一十三人，其中曾任副部级的有十一人、地厅（司）级五十六人，周永康家属、亲属被拘捕待起诉的有十四人，原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二十八人，外逃和失踪十一人包括周永康小姨子贾晓霞、随行秘书梁某某，情妇林某（原在沈阳军区文工团）。

在七省市周永康及家属29个住宅抄查情况:

在去年十二月二日、今年一月十日、一月二十二日，由北京市检察院、辽宁省检察院、江苏省检察院、山东省检察院、上海市检察院、广东省检察院下达搜查令，就周永康及家属在七省市二十九个住宅先后抄查三次。抄查到涉嫌罪证如下：

（一）在北京、沈阳、大连、济南、烟台、成都、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广州、深圳持有三百二十六套住宅，市值十七亿六千万元；

（二）黄金、白银和金币四万二千八百五十克；

（三）现金：人民币一亿五千二百七十万元、美金二百七十五万元、欧元六十六万二千元、英镑十一万镑、瑞士法朗五十五万元；

（四）各型轿车、吉普军用车、中型旅游车六十二辆；

（五）名家名画、油画五十五幅，估计市值八亿至十亿元以上；

（六）藏有国产76型、96型、99型手枪各五枝，德国制、俄制、英制、比利时制手枪各三枝，各种口径子弹一万一千余发。

查封冻结周及家属银行存款、证券、债券情况:

查封、冻结了周永康及家属在十二家金融机构一百三十三家分支机构持有的九百四十七个帐号、外币帐号一百一十七个，其中以匿名、代名、假名、公司名义有九百三十个帐号，总资金额三百七十七亿三千三百六十余万元。

查封、冻结了周永康及家属持有的石油、航空、名酒、金融等证券，市值五百一十三亿元，持有境外证券、债券估值一亿七千多万元。

周永康在金融机构设立帐号的匿名、假名都有封建色彩，如：周安平、周念桐、周显来、蒋光祖、蒋光弟、贾承平、贾世善等。

据初步统计，目前抄搜到周永康及家属敛财数目已有一千亿元。

通报称，周永康在担任〝政法一霸〞、〝专政一哥〞期间为所欲为、成为建国以来最大黑势力利益集团主、肆无忌惮疯狂敛财直至落网。

周永康面临生死抉择

3月15日，香港《开放》杂志刊发《周永康的生死线》一文，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当局把周永康案定性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贪腐集团〞，且〝高层对此已有共识〞，但具体处理方案尚未决定。

消息称，与陈良宇、薄熙来的〝为害一方〞不同，周永康的政法帮、石油帮、四川帮、秘书帮、黑社会刘汉，加上他儿子周滨、媳妇一堆亲戚世交的商业王国、还有背后的上海帮，交织成的权势网路已经覆盖四方，〝足以登高一呼倒海翻江〞。

知情人士并强调，周永康是一定要〝拿下来〞的。因为反贪腐是当前中共维护统治合法性的最后一张牌，如果放过周永康，中共就完了，老百姓随时可以上街，就像乌克兰一样。但薄熙来案的处理已经成为一个先例，周永康案不会涉及〝政治罪行〞，包括政变、夺权甚至暗杀之类。

至于最终的结局如何，周永康本人是〝低头认罪〞还是〝顽抗到底〞，将是〝这位权倾党国的酷吏生与死的抉择〞。

MH370坠毁结论信得过吗

不管是对找到MH370，还是对查明真相和汲取教训，最重要的只有一个词：专业主义。

25日是MH370事件的又一分水岭，此前国际社会已立足于在可能性更大的南线大海捞针，现在卫星公司的专业分析确定这架不幸的客机最终消失在南印度洋，按理是一个积极的进展，因为它大大缩小了搜索范围。同时，已有的残骸线索尽管已被排除或尚待查证，但这个最终去向的判断毕竟与残骸搜索方向吻合。可是在中国，这一结论得到的反响并不正面。

【专业主义与急躁主义】

实际上，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见注1）在这一事件中只是间接涉及的服务提供商，而且只是因为包括波音777在内，90%的波音、空客飞机出厂时都预装了可使用该组织Classic Aero服务的系统（民航飞机与地面通信还有很多其它手段，卫星通信最为可靠，已为很多航空公司采用，但也较为昂贵，马航并没有使用该公司服务），而该系统会每小时固定与Inmarsat的卫星进行一次称为“握手”的呼叫，只为保持畅通，并无实质通信内容。

基于这一技术，MH370失联三四小时后，就有人想到向Inmarsat请求帮助，但他们手中掌握的只是一种间接技术线索，只能间接推算。因此到3月9日前后，该公司技术人员才提出数据分析方案。根据飞机最后一次与卫星“握手”信号的时间差，他们计算出MH370当时可能所处的范围，这是一个巨大的环（因为只与一颗卫星联络，无法交叉定位），排除飞机燃料不足以到达的位置，以及已经搜索过的范围，得到那两段著名的南北弧形地带。

在实质上，这是一个间接技术推测，但它基于公认的物理原理，且过程简单，技术可靠，因而可信度很高。实际上，在没有其它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也的确以此作为唯一的依据来部署搜索。

当然，两段弧形范围极大，在各国全力配合排除各种可能的同时，Inmarsat仍在继续努力挖掘数据分析的潜力。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在没有结果和把握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正在找飞机一句话也没宣扬，包括任何绝不放弃一线希望之类的激情告白，这就是严谨。

因而，直到国际社会经过其它手段（比如北线各国地面防空雷达数据梳理）逐步将重点移向南线，并已有疑似残骸发现后，Inmarsat才公布飞机应该去了南线。而这个时机，在已被鸡血民族主义烧红了双眼的一些人眼里，居然是“不想让中国获得第一个证实飞机已经坠毁的荣誉，他们见不得中国拿冠军！这也说明马方早就知道真相，但如果不是中国即将揭开谜底，他们还不愿意说”！

这些蠢货指责的当然是马方，全不管马方也是23日才得到Inmarsat的通报，而Inmarsat是花了两周时间，完成平时需要几乎一年的研究，而且这一方法从未在空难搜索中试过。

Inmarsat深入分析应用的也是公认的物理原理——多普勒效应，但MH370的简单数据根本不足以得出结论，因而他们必须利用类似航线上其它飞机飞行时与卫星的“握手”时间差，结合这些飞机当时与卫星的距离（通过其它手段测得）和多普勒效应，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反推MH370应该的情况。而对此，中国某著名军事专家居然抨击“没有给出准确的经纬度”，而实际上英国专家表示“我们不清楚航油什么时候用尽，……我们甚至也不知道飞机最后有没有减速”。

同上一次贡献一样，这又只能是一个因原理可靠、推理严谨而具有相当可信度的间接技术线索，需要决策者冒一定风险做结论判断。对此，英国不同机构严格遵守各自的角色，Inmarsat只将数据提供给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局(AAIB)，后者向马方通报，而且两家都不对事件发表评论。

到了马航手里，就更可怕了。他们的通知用了“我们不得不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推定……”的措辞，仍然被中国航空专家的“缺乏可信的证据”，煽情派的“我们更需要真相”，“理客中”派的“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物证就宣布无人生还是否过于草率”，阴谋论派“怀疑马方可能掌握了其他证据（无非又是劫机秘密调查）才最终得出这个结论”，以及唯恐天下不乱派“马来西亚撒了13天谎……刚开始觉得是灾难片，接着成了阴谋片、科幻片和悬疑片，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为战争片”淹没了唾沫中。实际上，在没有其它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只能以这两次技术推算作为唯一依据来部署搜索。

【马来西亚该受多大指责，中国有多大权利？】

诚然，这次事件，马来西亚政府的反应，特别是信息发布，令人大跌眼镜，以致中国在总理、总参谋长和大使等层面多次要求马方提供准确信息。

这是基于中国政府对公民海外人身安全保护的职责，但尽管马政府各机构，包括其媒体都暴露出诸多问题，中国政府仍然不方便直接指责。而中国相当多的公众对国家利益及其边界、实现手段的认识仍然极为粗糙，基本还停留在村民扯皮的阶段。实际上，中国仍然只能通过外交渠道提出要求，若对方做得不好或不作为，当然可能影响两国关系，但远达不到马来西亚就此对中国国家犯下了国际罪行，应当承担国家责任，或者中国政府就此有权对马政府提出强制要求，甚至采取什么强制措施的程度。因而中国不少网民群情激愤，要求对马来西亚“强硬”、“教训”甚至武力云云，完全是无知之语。

包括劫机在内，除非能证明是政府指使甚至组织（如洛克比空难最终被证明是利比亚政府特工所为），仍然与空难一样，属于不可抗力和偶发事故。而这种事故一旦发生，仍然需依据一系列习惯原则来决定由哪国组织应对和调查。

这次事件中，中国是航空器目的地国，但这个目的地并未到达。而马来西亚是航空器所属国和出发地国，虽然导致灾难的行为，以致最终坠毁的地点很可能发生在公海上，马来西亚仍然是最方便的组织者。

包括前几日澳大利亚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疑似残骸后，仍通报给马方。只是各国飞机从澳空军基地起飞搜索，澳方应马请求承担起组织责任，但明确坠毁，各国力量移师南下后，澳仍表示搜索指挥权在马方。美国至今也只是提供协助。

这些都不过是国际惯例，并没有太多霸权或者谁看不惯谁的问题，遇到马这种能力有限的国家，也是客观现实，无法报怨。当今世界本来就发展极不平衡，跨国活动的风险因地而异，再强的国家也只能对国民提出风险评估、警告和事后救援，而无法要求自己的国民走到哪里，哪里就必须担保安全。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特点之一，没有什么好办法，美国公民在海外个别甚至集体遇险遇难也时有发生。

当然，对中国乘客来说，作为消费者与空运服务承运人马航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由此产生了民事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其家属有权要求亲人得到妥善救助和善后赔偿，这是另一回事。有些中国报纸酷爱强调马政府必须“面对公众尖锐质询”，恐怕平时另一些国内的事多这么强调一下就更好了。

同时被忽略的，还有23日日本两架P-3J反潜巡逻机又加入澳大利亚的搜索，以及韩国政府3月15日就派出一架P-3C和一架C-130运输机参与救援。在中国网络上，这些消息不仅不如韩国XX东西又拿去申遗被议论得多，窥探军事机密一类猜疑依然如约而至。

实际上，这次事件完全可能刺激全球航空业加快技术进步，尽快普及ADS-B（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等技术手段，使民航客机不需任何地面辅助设备，即可使地面掌握其精确位置和飞行姿态，这将比黑匣子等事后被动措施有效得多。

ADS-B系统无需应答，各机都主动广播数据，相互联网，即使在无法部署航管雷达的地区，也能随时了解相互位置，而不像现在只有地面空中管制员了解空中全貌。

中国在这方面尽管起步不晚，但已经存在与国际体系接轨不畅的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又不无受制于人等担心。其实从这次事件来看，现在哪里是追求不受制于人的时候。Inmarsat不帮忙，中国的信息获取和马来西亚不会有什么区别，而搜索仍然会在错误的海域忙碌，只能抓住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在卫星通信和民航技术上也说了不算的小国大骂。

当然，此次事件也必然使中国另一自主技术得到高度重视和强大推进。众所周知，北斗导航系统目前只是区域性的，但其导航方式可以在飞机等用户获知自己位置的同时，也让总地面站掌握其位置。客观地说，这在这次事件中会有一定用处。而全球性的北斗二代正在酝酿之中，南印度洋显然是一代所无法覆盖之处。

更大的问题是，北斗二代即使全面建成，除中国军机以外，能够指望马航也用它，而不用GPS，以及以GPS为基础的ADS-B技术吗？很难，它显然达不到ADS-B的程度。这些，恐怕都是受此事件刺激，势必是大干快上高新技术手段的中国必须思考的问题。

让世界认识一个盗贼型政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的意义

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虽然该报告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但其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某些海外中文媒体锁定成焦点的“权力斗争产物”的范围。因为《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向世界揭示了中共政治集团的盗贼型面目，严重削弱了中共执政集团的合法性。
 
*关于“外媒沦为中国权斗的工具”之说是谬见*
 
西方世界对《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所起的巨大“扒粪”作用都高度认同，但中文世界对资料来源的一种看法却妨碍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识这份报告的意义。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公布了习近平、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因此受到一些海外中文媒体与评论者的质疑：为何独缺江泽民、曾庆红与周永康这三位政治局常委家属子女的资料？并据此认为这些信息是周永康系势力提供的，外国记者被诱导而沦为中国权力斗争的工具。
 
国际新闻行业对于消息来源有一个重要行规，只要新闻源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提供者的动机是否高尚一般不在考量范围内。中国政府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所有信息都视为“国家机密”，如果不是因为高层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根本不可能出现2012年以来各种相关信息外泄给国际媒体之事。因此，在获得相关新闻线索后，记者的责任一是保护新闻来源的安全，二是做必要的资料核实工作。
 
《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资料源生地阐述如下：“所有小数据库来自两个较大的独立数据库，分别包含两间离岸中介公司 - 总部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英联邦信託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过去三十多年的内部资料。它们帮助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公司注册离岸实体、设立隐蔽银行账户”。这些信息被载于一个硬盘上，交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某人或者某几人，谁是硬盘的提供者，以及提供者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报告并未涉及，但这完全符合保护新闻源安全的媒体伦理。
 
以下笔着尝试回答为何独缺江、曾、周这三家的资料。我认为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代理注册离岸金融公司的中介公司有许多家，保得利信誉通与英联邦信託有限公司不可能垄断所有的中国业务，让每一家红色家族成员必须将业务交由上述两家公司代为办理，更何况这两家公司代理的是全球业务，非止中国一国。因此，无论谁是信息截获者，这些资料到记者手里都是原生态。
 
第二种可能是，这两家公司因某种短处被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拿捏，不得不在威胁下交出资料。有了李东生为彭博社提供有关习近平亲属相关资料的“前科”，外界可以将周永康系势力提供信息源作为一种假定，因为相对于其他部门，国安部门与公安部门获得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周永康等有办法做点手脚，删除江泽民、曾庆红等家族成员的相关资讯，再将资料外泄出去。
 
按《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我们如何进行报道》中提供的时间，这群记者应该是在2013年7月左右得到这个含有250万份离岸金融秘密文件的硬盘。其时，审薄的时间表已公布，十八届三中全会行将召开，这个硬盘的提供者与其说是为了影响中国高层的人事安排，不如说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即打击政治对手。
 
那么，《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对习、胡、温、邓、李等五家的金融资料分析，是否冤枉了他们？至少当事人未出来就此喊冤，外部评论者有什么理由对这种泄密抱着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态度，即是自己钟情的政治领导人，腐败就算是事实也不能曝光；不是自己喜欢的政治领导人，曝光其腐败才是合理的。这种态度，是政治斗争中常见手法，但不符合媒体伦理，更不是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就算ICIJ得到的资料硬盘真是周永康派系有意放出来的料，并且删除了与江、周有关的资讯，但只要其余的资料是真实的，就丝毫不影响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即让世界看到中共就是个赤裸裸的盗贼型政权，从权贵到普通官吏，均采用一切手段掠夺公共财，然后将巨额资产转移国外。
 
如果北京为了报复周永康，大可以将这些“被删除”的资料复原并公布于世，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
 
*ICIJ做了中国该做却不做的事情*
 
调查记者联盟拿到的资料涉及世界多国，但只有中国项目遇到的难题特别多，有关中国当局的政治恐吓、阻挠等不算，项目组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数据分析本身。报告如此阐述，“如何跳出常规，从37,000多名离岸公司所有者中找到关切公众利益的新闻？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列出与中国公众人物有关的详尽名单，如政治局委员、部队军官、各大城市的市长、俗称‘太子党’的中共领导人亲属以及《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上有名的富豪们。”
 
我在中国既从事过新闻调查，更积多年研究中国之经验，自然知道几十位调查记者们在这份报告上花费的巨大心血及付出的辛苦劳作，当然更理解他们所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也是中国记者为何要退出的原因。因此，我谨向他们表示一位前同行的敬意，因为他们完成了一项中国政府与中国记者本应完成却未完成之事。
 
中国的资本外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将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这一中国问题带入中国公众视野。此后中国媒体有关这一话题的报道甚多，但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则由于严苛的政治限制，不是中国任何媒体团队能够完成的，对这一点，我充分理解。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这是责任所系，因为了解中国资金外流动向，是制订相关政策的依据。
 
在中国，关于资本外逃的研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发布其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相关信息，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结论是“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此后，这份报告的内容成为中国媒体报道反复征引的权威内容。但奇怪之极的是，6年之后，梅新育于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那是有关记者造谣。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贪官外逃话题的是是非非》（http://heqinglian.net/2011/09/22/capital-flight/），对资本外逃的研究与相关报道做了一番详细考证。
 
如果说梅新育的否定经过了6年时间，另外 一份署名为“中国金融学会研究报告”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就没这么幸运，2011年6月份网上流传出来才两三天，就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发布后，联想到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前世今生，或许可以知道这项工作为什么只能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来完成，这是由这项工作的两个特点所决定：一是工作繁重，需要一个获得足够经费资助的专业机构来承担这一项目；二是承担者必须能够抗拒来自中国政府的种种压力。
 
中国人应该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因为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共这一盗贼型政权的本质，这份报告被中国当局在网上严厉封杀这一事实，还让世界再次了解到习近平反腐的“诚意”。
何清涟
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高风险社会需要何种价值观

人欲之大，蛇吞象。吃饱了肚子，还得让心灵感觉到意义，所谓身心健康。

　　然而，身心健康，实在不易。在一个快速涌动、炸裂的风险社会中，身体消耗太大，心灵也雾霾丛生。如此境况，活着就是受罪，仿佛印证了佛家箴言。用作家阎连科的话说：“今天的社会最不稳定的是所有的人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极其分裂，人性的崩溃已经到了边缘。”用官方学者的话说，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极度不公正、高风险的社会。

　　人心分裂、不公正、高风险的社会，为每个中国人设置了一个生存的背景条件。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就像政府长了一张丑陋的脸，怎么都不想看它，即使它做了好事，也不喜欢它。因为曾经被它欺骗、欺压、推诿的经历还留有阴影。因为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拿了不该拿的钱，使市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法治的尊严蒙羞。比如，当市场人士凭借才智搞了个余额宝、理财通，帮助个人多拿点利息时，政府方面的人士立刻站出来说，这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大帽子”老是乱扣，谁喜欢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私人信用成长坎坷。在市场化的社会中，自私成了光明正大的价值。为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不惜运用人情关系网和潜规则，把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一栋房子值多少钱，一辆豪车值多少钱，一幅名画值多少钱，一件古董值多少钱，一个项目投资多少钱，一个课题申请了多少钱，一个新娘值多少钱，和一个女人上床值多少钱等等。为钱而不要信用的事情常有，在街上扶一个摔倒的老年人起来，都害怕。有些人为名利，上了春晚的舞台，都假唱。有些人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可以把公权力用到极致，可以用“诗情画意”彰显自己无比丑陋的贪欲。金钱欲望之河，如脱缰野马，直有冲破堤岸、淹没一切的架势。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滚雪球般的发展陷阱。官员意志的高度膨胀，可以勾画出光亮耀眼的发展政绩清单和深不见底的黑洞。比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小山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小城镇，然后变成县城、城市、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一部分。从中，你能看到，满口道德仁义的官员与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官员并存，欧洲风情小镇与“鬼城”并存，卖地收入的大头被政府拿走与被拆迁户的冒死维权并存，名胜古迹与藏污纳垢并存，念MBA的和尚与怀抱美女的和尚并存，没穿衣服的“国王”与众人的逢迎拍马并存。这个过程中，性欲的亢奋，人心的沦落，现实的荒诞，卑微的灵魂，都尽显无疑。

　　在这里，政治语言、商业语言与大众语言，各走各路，互相之间都听不懂对方的话。比如，政治语言说，扫黄打非是一件事关全局工作的战略性部署；商业语言说，小姐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大众语言说，笑贫不笑娼。政治语言说，特定、不特定人群聚集在一起维护自己的权益，引发负面影响，叫群体性事件；商业语言说，大量职工聚集在一起向老板叫板，叫不好好工作；大众语言说，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是发生了大事了，群众肯定吃亏了，这叫老百姓维权事件。

　　在这里，公权力强烈推崇的一元化与公民社会向往的多元性之间，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公权力，以大局利益、团体利益、集体利益为最高追求，压制个人的权利意识的成长，已经在这个国家的土壤中存活了数千年，至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好在“80后”、“90后”在开放年代吸收了符合文明潮流的自我意识，他们以自我选择的能力和行动证明着自我意识，符合人性，符合社会需要。为了自我意识的存活和崛起，青年人必须和高高在上的公权力作斗争，重新塑造合法的利益博弈规则，建设一个能保障个人权利的公民社会。

　　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要活着，就得调整身心的状态。对付身体的病态，有两句话：管住嘴，迈开腿。而对付心灵的病态，就得靠价值观的引导。

　　人心多样，价值观也必须多样，才能各取所需。作为执政者，显然在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忙不迭地推出了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可是，内容太多，中看不中用，人心的需求还是得不到满足。执政者不会轻易承认错误，不然就会损伤威信，于是，就用隐晦的方式提出了24字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内容，还是有点太多。但是，这也说明，执政者也明白，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共存的社会，提出多种而不是一种价值观，供各个层面选择使用，也是大势所趋。

　　官方解读这24字，涵盖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貌似面面俱到，然而理解各有不同。比如，站在国家层面理解富强，就可能是超强的政党控制力+超强的经济实力+超强的科技实力+孔子学院的软实力；站在社会层面理解富强，就可能是政党工具化+中性的经济实力+有节制的科技实力+社会稳定发展的软实力；站在个人层面理解富强，就可能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政党+个人的财务自由+个人兴趣激发的发明活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软实力。站在不同的层面，解读不同的关键词，还会得出许多不同的搭配。

　　不同的解读，体现价值观的多元，也体现出价值观内部的诸多矛盾。再比如，执政者老是高喊“爱国”。然而，各个层面对此的理解并不同。执政者希望的“爱国”，是爱党、爱政府、爱人民；企业家希望的“爱国”，是爱自由、爱市场、爱利润；公民希望的“爱国”，是爱自己、爱自由、爱平等。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为这个执政者、企业家、公民提供了什么保障性条件，比如遵守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则性条件，以及保护他们基本权益的实践性条件，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他们还会爱国吗？有些人士可能还会反问：“我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爱不是单方面的义务，而是相互之间的关爱，更是相互之间的温暖与保障。爱是合法自私与无私奉献的统一体。

　　解读不同是一方面，不同意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另一方面。

　　有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一条，这就是公正。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公正得有基本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生活基础。不然，公正就可能沦为毫无生命力的口号和授人以柄的丑陋标签。

　　又有人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8个字：公正、民主、民生、和谐。这8个字显然是生硬地与资本主义社会对比之后的产物。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官员、企业家、公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出生、学习、生活、定居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并非生活得很幸福，也可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姓资姓社”的对抗性心态决定了某些人的价值观，这与之提出的“和谐”价值观也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公民自发演进、总结出来的根本准则和行动标准，不是某个政党、组织强行推进能达到效果的。特别是在风险社会，如果推行不好，还可能会加剧社会的断裂和冲突。要想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有点效果，就看看人心都在向往什么，心灵的底色是什么，心灵的安全感在什么地方，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在此，做一做公民素养培育方面的功课，让公民的权利受到切实的尊重，让公民的行动有法治规则可循，应该会让身处风险社会的人“心安理得”些。

作者：刘锋 （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从北大神童到中共文胆

李书磊

编者按：中央党校官网的副校长一栏中，李书磊的名字悄然消失了。有媒体猜测，李书磊将空降习近平长期任职的福建，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已经在党校这个副部级的职位上待了6年。在这6年，李书磊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他的低调，是任何场合的低调，绝非刻意掩饰”。

  他的部下对他给出了6个字的评价：严谨、低调、务实。

  李书磊一直被外媒解读为中共“文胆”级人物。

  他是谁？他的下一个职位在哪？

   14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硕士、博士学位。

相比大多数同龄人，他要早上4年进大学，“神童”之名由此而来。

其实不然。

李书磊有一次自己进行了解密：“我小学时连跳两级。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 了。”

读小学时，李书磊并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学生。

这点李书磊后来自己也承认：“老师不喜欢我，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

李书磊自称“小孩儿里的文人”。他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所以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村子，两拨小孩儿见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们都咳嗽。往往见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战。

李书磊并非打架主力，一般只出主意,故自称“文人”。

“文人”李书磊儿时生活也不全在“刀光剑影”中虚度，李书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书。

“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彼时，过日子受穷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们总能自寻欢乐。

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们视为幸运儿。

“文革”狂飙突起时，他们还小，受到的冲击不大，也不用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早早地就上山下乡了。

等到他们大了些，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时候，1977年，高考又恢复了，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各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都赶上了。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参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乖乖回家干活。一天，他正在黄河滩上放羊，他姐姐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去找他，他在看到通知书的那一霎那，把羊鞭狂甩进黄河，“当时就想，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

为什么选择北大？李书磊后来解释过。

“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 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 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李书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不过，他的硕士和博士都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书磊和孔庆东同为1964年人，但1983年，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时，李已经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了。

换句话说，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师弟了。

孔庆东在一篇《北大博士李书磊的怪异风采》的文章中写道：“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官高爵显的一位，我等文学青年皆以 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一些，倒有点像师外甥——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

孔庆东还记得，刚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

到了晚上，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说：“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

大家顿时好奇心起，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一交谈，“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他是少年大学生”。

李书磊和那些“老三届”同班，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

师弟孔庆东回忆，“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个，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当时李正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问题，他讲得兴致勃勃，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

“他不知道，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孔庆东有点戏谑地写道。

北大十年，同学们也教会了李书磊很多东西。

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给李书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李书磊后来谈起这段岁月，“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毕业后的李书磊走了一条坚定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84年硕士毕业后，李书磊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两年后，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了中央党校任教。

自1989年12月起，李先后担任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文化学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教务部主任。

其间，他还曾先后赴河北青龙挂职县委副书记，赴陕西西安挂职市委副书记。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李书磊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官至副部级。其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是李书磊在中央党校具体分管的部门之一，该部一位教师对李书磊的总体印象可概括为6个字：严谨、低调、务实。

在这位教师的印象里，李书磊几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参加他分管领域的外事活动，他有着学者的严谨，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来参访党校，送了李书磊一样类似于当地土特产的东西，李书磊端在手里就问：“这个是吃的东西，还要交公吗？”

这位教师还记得，每次党建部青年教师的读书会，李书磊几乎都会来参加，不仅仅是听，还会自己讲。

“我们都很佩服他这点，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但他对政治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理思考。他往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包容进去，”这位教师说，“他的见地就是能把年轻教师吸引住。虽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称号，但仍然会被他的超然禀赋折服。”

有一次，这位教师上课，发现李书磊坐在最后一排，“打手势让不要介绍他，就这样听了一上午的课，还一边记录”。

到下课时，该教师刚想介绍他，却发现他已经走了。之后李书磊把他叫去，把自己那天听课总结的几点与他分享。

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一流学府。

习近平说，“一流学府”要体现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队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务、一流的风气和人文环境五个方面。

李书磊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经常对教师们说：“外界评价中央党校的老师讲话敢讲，我更希望外界说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

李书磊还经常说，“党校过去教育的对象是土八路，今天面对的是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干部，如何打动他们？”这样的说法反映出李书磊对学理本身的注重。

李书磊喜欢经常与年轻教师沟通，上述党建部教师曾多次被他叫去办公室，“他会叫你去谈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结果你会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已经分析得很深了。”

平时，李也很关心其他老师都在研究些什么问题、研究的重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等。

李书磊喜欢和年轻人聊些轻松话题，甚至不惜爆光一点自己当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读书那会儿，如何当同学电灯泡的故事。李回忆说，那次当电灯泡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水饺。

他虽然允许年轻人犯些小错误，但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在说自己这一年发了多少多少文章，李书磊正好听到，马上指出：数量不是关键。

另外一次，一位年轻老师恰好发表了篇谈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逻辑的文章，李书磊注意到了，专门找到那位年轻老师说，“你那个观点不一定对，我们好好聊聊。”

李书磊对青年学者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上。他拿到经费首先会向青年学者倾斜，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最优秀的人到了我们党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不关心、不培养他们，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甚至是损阴德的事。”

话语间分量已经很重了。

李书磊的学问在学界一直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书磊闭户读书，写出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

那个时候，“李书磊”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他的《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我观世音》等一系列书籍，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更在全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读者。

至今，豆瓣读书上关于《重读古典》一书的讨论中，仍然可以看见有年轻读者评价：“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

与易中天、于丹等明星学者不同，李书磊并不是借古人之口贩卖自己的“理论”，而是试图引导读者从古人那里寻找精神依托。他著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他自己作为读者，与这些古人“交心”的心路历程。

1989年到1991年这两年间，李书磊曾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不问世事，只在窗下苦读古书。

“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 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后来，李书磊把这些读书札记整理发表，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文学的好文章，也 就有了1997年的《重读古典》。

李书磊从不否认自己著书是出于一种情感需要。“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 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 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这种情怀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证：“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

李书磊曾自称最敬佩白居易。他认为，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从《琵 琶行》到《长恨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也还给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

李书磊说：“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

尽管身居高位，在同事心目中，李书磊还是习惯于用学者的语言与周围人讨论问题，而非官员的语言。

他通常的讲话，只对一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同时又能与党的重大理论联系起来。

李书磊常常说：“讲话不能讲满，要留有余地。”

这个“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认为在你不能穷尽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时候，应该有学者的严谨，说满口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14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硕士、博士学位。

相比大多数同龄人，他要早上4年进大学，“神童”之名由此而来。

其实不然。

李书磊有一次自己进行了解密：“我小学时连跳两级。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 了。”

读小学时，李书磊并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学生。

这点李书磊后来自己也承认：“老师不喜欢我，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

李书磊自称“小孩儿里的文人”。他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所以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村子，两拨小孩儿见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们都咳嗽。往往见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战。

李书磊并非打架主力，一般只出主意,故自称“文人”。

“文人”李书磊儿时生活也不全在“刀光剑影”中虚度，李书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书。

“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彼时，过日子受穷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们总能自寻欢乐。

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们视为幸运儿。

“文革”狂飙突起时，他们还小，受到的冲击不大，也不用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早早地就上山下乡了。

等到他们大了些，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时候，1977年，高考又恢复了，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各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都赶上了。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参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乖乖回家干活。一天，他正在黄河滩上放羊，他姐姐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去找他，他在看到通知书的那一霎那，把羊鞭狂甩进黄河，“当时就想，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

为什么选择北大？李书磊后来解释过。

“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 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 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李书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不过，他的硕士和博士都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书磊和孔庆东同为1964年人，但1983年，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时，李已经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了。

换句话说，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师弟了。

孔庆东在一篇《北大博士李书磊的怪异风采》的文章中写道：“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官高爵显的一位，我等文学青年皆以 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一些，倒有点像师外甥——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

孔庆东还记得，刚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

到了晚上，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说：“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

大家顿时好奇心起，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一交谈，“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他是少年大学生”。

李书磊和那些“老三届”同班，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

师弟孔庆东回忆，“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个，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当时李正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问题，他讲得兴致勃勃，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

“他不知道，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孔庆东有点戏谑地写道。

北大十年，同学们也教会了李书磊很多东西。

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给李书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李书磊后来谈起这段岁月，“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毕业后的李书磊走了一条坚定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84年硕士毕业后，李书磊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两年后，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了中央党校任教。

自1989年12月起，李先后担任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文化学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教务部主任。

其间，他还曾先后赴河北青龙挂职县委副书记，赴陕西西安挂职市委副书记。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李书磊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官至副部级。其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是李书磊在中央党校具体分管的部门之一，该部一位教师对李书磊的总体印象可概括为6个字：严谨、低调、务实。

在这位教师的印象里，李书磊几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参加他分管领域的外事活动，他有着学者的严谨，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来参访党校，送了李书磊一样类似于当地土特产的东西，李书磊端在手里就问：“这个是吃的东西，还要交公吗？”

这位教师还记得，每次党建部青年教师的读书会，李书磊几乎都会来参加，不仅仅是听，还会自己讲。

“我们都很佩服他这点，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但他对政治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理思考。他往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包容进去，”这位教师说，“他的见地就是能把年轻教师吸引住。虽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称号，但仍然会被他的超然禀赋折服。”

有一次，这位教师上课，发现李书磊坐在最后一排，“打手势让不要介绍他，就这样听了一上午的课，还一边记录”。

到下课时，该教师刚想介绍他，却发现他已经走了。之后李书磊把他叫去，把自己那天听课总结的几点与他分享。

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一流学府。

习近平说，“一流学府”要体现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队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务、一流的风气和人文环境五个方面。

李书磊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经常对教师们说：“外界评价中央党校的老师讲话敢讲，我更希望外界说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

李书磊还经常说，“党校过去教育的对象是土八路，今天面对的是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干部，如何打动他们？”这样的说法反映出李书磊对学理本身的注重。

李书磊喜欢经常与年轻教师沟通，上述党建部教师曾多次被他叫去办公室，“他会叫你去谈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结果你会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已经分析得很深了。”

平时，李也很关心其他老师都在研究些什么问题、研究的重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等。

李书磊喜欢和年轻人聊些轻松话题，甚至不惜爆光一点自己当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读书那会儿，如何当同学电灯泡的故事。李回忆说，那次当电灯泡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水饺。

他虽然允许年轻人犯些小错误，但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在说自己这一年发了多少多少文章，李书磊正好听到，马上指出：数量不是关键。

另外一次，一位年轻老师恰好发表了篇谈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逻辑的文章，李书磊注意到了，专门找到那位年轻老师说，“你那个观点不一定对，我们好好聊聊。”

李书磊对青年学者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上。他拿到经费首先会向青年学者倾斜，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最优秀的人到了我们党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不关心、不培养他们，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甚至是损阴德的事。”

话语间分量已经很重了。

李书磊的学问在学界一直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书磊闭户读书，写出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

那个时候，“李书磊”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他的《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我观世音》等一系列书籍，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更在全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读者。

至今，豆瓣读书上关于《重读古典》一书的讨论中，仍然可以看见有年轻读者评价：“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

与易中天、于丹等明星学者不同，李书磊并不是借古人之口贩卖自己的“理论”，而是试图引导读者从古人那里寻找精神依托。他著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他自己作为读者，与这些古人“交心”的心路历程。

1989年到1991年这两年间，李书磊曾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不问世事，只在窗下苦读古书。

“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 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后来，李书磊把这些读书札记整理发表，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文学的好文章，也 就有了1997年的《重读古典》。

李书磊从不否认自己著书是出于一种情感需要。“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 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 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这种情怀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证：“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

李书磊曾自称最敬佩白居易。他认为，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从《琵 琶行》到《长恨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也还给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

李书磊说：“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

尽管身居高位，在同事心目中，李书磊还是习惯于用学者的语言与周围人讨论问题，而非官员的语言。

他通常的讲话，只对一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同时又能与党的重大理论联系起来。

李书磊常常说：“讲话不能讲满，要留有余地。”

这个“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认为在你不能穷尽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时候，应该有学者的严谨，说满口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来源：  西域，纸牌屋 2014-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