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夸良心底气何来（刘青）

邓亚萍夸良心底气何来

赵紫阳生前披露 六四前后的惊人内幕

赵紫阳与妻子梁伯琪1993年在北京家中合影

编者按：宗凤鸣、杨继绳于赵紫阳最后岁月出版的两本书，记载了赵紫阳本人亲口叙述他在六四事件中与邓小平发生分歧并遭李鹏等暗箭中伤，最后因坚决反对戒严而下台的经过。两书并披露胡赵时代，中共一批顽固老人垂廉听政，操纵权力的大量内幕资料。本文特作摘要介绍。

在赵紫阳生命的最后时候，曾在赵漫长幽禁岁月中拜访过他的老友宗凤鸣和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相继出书，披露赵紫阳软禁中的生活和思想，并录得赵紫阳对六四事件的亲口追述。

本文原载于《开放杂志》2005年2月号，作者蔡咏梅，原题为《赵紫阳亲口说六四》

　　宗凤鸣是赵紫阳软禁中对外联络人

宗凤鸣是赵紫阳河南同乡，抗战时期加入中共，为中共老干部，早年作过赵的部下，与赵紫阳的友情长达六、七十年，至死未变。一九八九年六四后赵紫阳被囚，完全被隔绝于外界，宗凤鸣是少数获准可以常到富强胡同六号探望这位中共“张学良”的极少数人士之一，因此成为赵紫阳失去自由后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联络人。因为宗凤鸣会气功，以气功为赵治病养生名义是他获准探望的原因。杨继绳也是在宗凤鸣引见下得以访问赵紫阳。

本刊一九九七年一月号曾长文报导赵紫阳软禁中的生活，是六四后赵紫阳实况的首次披露。现在可以透露，该报导的消息即来自宗凤鸣。该期开放杂志封面赵紫阳与妻子梁伯琪的合照亦是宗先生提供，原是宗与赵紫阳夫妇的三人合影，只是宗凤鸣的影像被裁去了。

宗凤鸣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即如书名是作为中共老干部的作者对自己参与中共革命一生经历的沉痛反省，与赵紫阳的谈话仅为其中一部份。杭州作家傅国涌已在本刊上发表两文作过介绍。宗凤鸣在这本书中证实赵紫阳确实在中共十五大曾上书中央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经验的新华社资深记者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杨继绳，是有三十五年新闻工作经验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对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知之甚多。他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本人也作了大量踏实的采访工程，包括访问赵紫阳、朱厚泽、李锐、任仲夷、安志文，甚至田纪云等重要当事人。据北京一些读过此书的学者说，杨继绳这本书，应是迄今为止有关文革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在六四事件的披露上，也远比海外出版炒得很热的《六四真相》更真实更权威可信。

杨继绳在赵紫阳软禁后共三次亲访赵紫阳，头两次分别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经宗凤鸣引见，到富强胡同六号赵家访问。

第三次访问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赵紫阳一个广东友人的北京之家，在座尚有数人，都是中共老同志，杨未透露姓名，此次访问目的是由杨继绳为赵紫阳纪录口述历史。但赵此行很麻烦，未来之前当局已在其友人家那条街作了严密保安戒备，先是中央警卫局把街上汽车全部赶走，接着北京警卫局和当地派出所又派人来守卫，赵紫阳来时还有几个中央警卫局陪同监视。据赵说，警卫人员每天要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他并要求杨继绳将录音机放在桌子下，不要让他身边工作人员看见。这三次访问，杨继绳都作了详细纪录。

杨继绳在该书导言指出，赵紫阳六四下台的大背景是文革后形成的双峰政治，即陈云意识形态派系，与主张改革的在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长达十七年的明争暗斗。到六四时，邓胡赵体制瓦解，陈云派胜利，原因除陈云派系不断发动倒胡倒赵的阴谋外，最主要原因是这个体制的龙头邓小平并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以威胁到中共一党专政（赵紫阳对杨继绳说，“小平在政治上绝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一旦他警觉到胡赵越过此底线就毫不犹豫地阵前换马，自残左右手。

八九年春邓曾打算交军权给赵

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一九八九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编按：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江泽民被视为陈云系人马。杨继绳指江泽民任总书记，是李先念推荐，陈云背后支持。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打算再废江泽民，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也反对，说“事不过三，你已换了三位领导人了。”）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处理学潮发生分歧李鹏进行挑拨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李鹏邓朴方影响邓小平定性动乱

第二天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又去向邓小平汇报，把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过激言论加以渲染，把学潮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给邓很大刺激。赵紫阳说，邓小平很在意学生对他的看法，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赵紫阳听说学潮中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

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李鹏还有意地将邓小平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赵紫阳说，邓对李鹏将他这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大范围公开很不满意，在决定戒严后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邓小平的子女对李鹏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赵紫阳发表安抚学运的五四讲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特别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要他加上一段邓小平爱护青年的讲话。

赵紫阳说，他访问朝鲜，李鹏从来没有向他谈过这些看法，他一走就搞了这么多动作，他不知道是否有预谋。赵紫阳认为四月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这一汇报是整个学运无法解决的关键。

学生怕秋后算账，二十七日北京学生十万人游行，要求收回“四二六”社论，但邓小平的讲话是圣旨，收不回去。虽然赵紫阳五月三日在亚银年会发表的纪念五四讲话，肯定学生是爱国的，学运要通过民主和法制来解决，缓和了学生情绪，但中共保守派执意激化矛盾，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竟然敢指赵紫阳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是赵个人意见（赵紫阳指何东讲话有背景）。赵说李鹏和北京市委两面挑拨，不断发表刺激学生的讲话，和学生对话一次闹一次，另一方面则即收集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边送。学生闹得越厉害，他们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大。赵紫阳说“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方面都不买我的账。”邓决定动武的决心加大，对赵紫阳要求温和处理的意见已听不进去。

赵紫阳多次在高层会议提出要更改“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但李鹏和姚依林都强调“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定的调不能改。

五月十六日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透露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秘密决议，重大问题由邓小平掌舵。杨继绳说，很多人感到赵把此话公开，表示他与邓已绝裂了。

　陈毅儿子议论引邓小平戒心

次日赵紫阳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见面，这时邓小平决心已定，不想再听赵的意见，通知了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外加杨尚昆、薄一波两人。在邓家的会议上，邓小平说对学生已退无可退，只有戒严，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只有赵紫阳一人反对，原反对军管的胡启立、乔石和杨尚昆此时均转变立场。五月十九日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学生，含泪说“我们来晚了。”晚上请病假不参加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此后这些都成为赵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

杨继绳说，六四期间，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曾在几位高干子弟中议论说赵应该与邓小平绝裂，站在学生这边。宋任穷的儿子回到家里谈到这事，宋任穷向邓小平打了小报告。有人认为此事影响了邓与赵的关系。赵紫阳被杨继绳问到此事时说他下台之前未与陈小鲁接触过。下台后陈小鲁去看过他一次，赵问陈小鲁，你还敢看我？陈小鲁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赵紫阳逝世后，陈小鲁曾亲往赵府吊唁）。

　赵紫阳反对军管宁愿下台

赵紫阳反对军管，不但与他的恩主邓小平完全绝裂，而且也清楚认识到他的政治生涯将从此断送，他告诉杨继绳：

“我为甚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这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覆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我下台我并不闷气。

这件事不像别的，不像过去搞运动作检讨。过去搞运动作过不少检讨，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自己可能有错误。包括文革，我作检讨也是这样。这一次我不这样看。当然，这和文革后思想解放有关。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四中全会自我辩护二十分钟

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赵紫阳，也批评在学运立场上与赵紫阳意见一致的万里。万里在十三届四中会会后回到家里说，“胡赵万，胡赵万，三个倒了两个半。”

中共当局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曾劝赵作几句检讨，不深刻也行（笔者按：即同意赵可以敷衍走过场），并为他在四中全会上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职务，但他们没有想到赵坚决不认错。在四中全会召开第一天，赵坚持要讲话为自己辩护，对李鹏代表政治局所作报告对他的指责进行反驳。姚依林主持会议只让赵紫阳讲十五分钟。赵事先准备了稿子，念了二十分钟。第二天开会，对赵不检讨实施惩罚，中央委员没有了，宣布撤销赵一切职务。对会议给他的处理进行投票时，赵紫阳态度仍然强硬，拒绝举手。他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

宗凤鸣的书中还说，赵紫阳为自己辩护时，对于自己可能因此进监狱也作了准备。实际最初中共当局也确实想为赵定罪。赵紫阳说，抓鲍彤就是为了要搞他，要查他和学生私通和与外国私通。与外国私通是指曾出资支持体改所研究工作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会。中共公安部指该基金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王任重作了两年审查，最后向中央报告查无实据，陈云指示说“就此为止。”

十四大前乔石等向赵宣示三项决定

宗凤鸣说，六四后赵紫阳即一直软禁在家。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央派乔石、宋平、李铁映、丁关根向赵宣示：一、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的定性支持动乱分裂党不变；二、宣布审查结束；三、恢复自由。所谓自由，相当有限，可去北京市郊和内地城市，但不能出现在公开场合及到沿海城市，也不能见记者。（但赵紫阳在中共十五大上书要求重评六四后，上述有限自由进一步受限，对赵紫阳监视更加严密，直到软禁至死。）

宗凤鸣说，赵下台后他第一次见赵紫阳，赵紫阳首先向他说，“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和胡耀邦不一样。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叫‘自己暴露’，自己考虑的是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总还有个人站出来。”

　对吴江书中的倒胡指摘不谅解

杨继绳访赵紫阳，赵除了谈六四，另一就是澄清对胡耀邦下台他并未落井下石。

起因是六四后，胡耀邦生前智囊吴江和阮铭在海外写书发表文章，尤其是吴江在香港出的书《十年之路》说胡耀邦一九八七年因八六学潮下台时，赵紫阳曾落井下石。赵紫阳对此非常愤慨，吴江的书他看了很不高兴，对杨继绳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对吴江不能谅解，说“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

有关赵紫阳谈他与胡耀邦的关系，澄清他并未对胡耀邦落井下石，可读开放杂志上月傅国涌文章《赵紫阳谈胡赵分歧与共识》，笔者不再赘述（开放杂志一九九七年一月号也有大陆知情者的长文《驳赵紫阳倒胡说——吴江新着“十年之路”读后感》。不过杨继绳一书提到赵紫阳提供的一个事实很重要：在胡赵时代中共高层人事安排完全由邓小平、陈云等两三个老人操控，赵紫阳贵为总理、总书记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最高人事上他和胡耀邦都没有发言权。他当总书记时很不满意中宣部长王忍之，他只能骂骂他而已，但动不了他，因为王忍之背后有老人支持。因此赵即或想仗义执言保胡耀邦也无济于事，“老人已经定了，说也没用。”

　邓小平陈云有分歧总书记不好当

赵紫阳说，胡耀邦下台后，他当代总书记，发现中国政治老人太多，总书记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仆二主”角色。

他说，陈云要他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因为可以直接找赵紫阳。赵紫阳于是对陈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你和邓商量好了再开。”

杨继绳说，在胡耀邦时代，中共名义上的最高决策班子政治局常委会甚至连会都不开，因为任何决策由邓找胡赵说了算。

赵紫阳告诉杨继绳，“两个老人的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已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赵紫阳透露说，其实早在一九八六年学潮前，中共政治老人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不过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该年春节，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说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劝退下来，邓决定于十三大退出常委，辞中顾委主任，这个交给胡耀邦做，而胡下届就不要当总书记了。但胡耀邦很天真，真的以为这是为了干部年轻化，没有理解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深意。后来学潮发生，胡耀邦接受陆铿访问批评了中共保守派，老人们要胡下台的决定提前执行，而和平过渡则变为强迫胡耀邦辞职。

　　最高人事全由邓小平陈云决定

胡耀邦下台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委任一个“六人小组”，牵头人是另一位政治老人薄一波，直接对邓小平负责，并征求陈云意见。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会名单，包括总书记由谁担任，全由六人商议后征求老人意见。当时邓小平提了田纪云和万里进政治局常委会，陈云等老人们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中的姚依林说，“万里，如果国家一旦有事，他就带头起哄。”六人小组向邓汇报后，邓于是作罢。后来姚依林又说田纪云有甚么甚么问题，结果又把田拉了下来。邓随后与赵紫阳交换意见，安排万里当人大委员长，六人小组不同意。邓找万里谈话，批评万里“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向这些人挨家挨户访问作自我批评才获通过。

赵紫阳指出，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李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邓陈两人意见一致就能决定下来。他说，“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

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优秀政治家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权力是这些顽固老人赋予的，一旦他们的政见与老人们不合，权力就会被收回，自己毫无办法。六四后很多人都在提一个假想问题：如果赵紫阳能像俄国叶利钦挺身而出，公开抗命，形势会否逆转？此书没有提到，但本刊九七年六月号一位接近赵的人士报导，赵下台后对此问题回答说：“如果我站出来，中国就会打内战，受苦的还是人民。”

在位的老人发动政变，非法废黜在位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下台同样是八个老人在邓家开会决定，此八人为邓小平、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后中共政治局开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有十七名非政治局委员的中顾委老人参加。）

胡赵倒台，中国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型之路被迫中断，这是胡赵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究其责任，上述老人都是历史罪人。

关于《陈更华先生二三事》

张炎夏

仅仅是出于感恩，冬至那天突然想起老先生，随手写下《陈更华先生二三事》作为祭祀，仅此而已。并不牵涉到为谁翻案的问题，毕竟文中大部分都是我本人或者本家亲身经历的事，没有其它内容。可能因为老先生同时是陈良宇的父亲，微博2天后就被网管删了。本以为事情就过去了。没想到微博被删，标题还在摘要还在，点击始终在继续，刚才看了下，删了以后还被人点击了十多万次。评论也很多。

 多数人点赞，这里代老先生及其家属表示感谢。也有的评论指责老先生为我孩子读书开后门，这里做些辩解。其实老先生60年前是资本家，现在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开后门连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都做不到，何必要求他去做？我的原则是，写一个人，不能只挑好的说，尤其是，此事即使是错的，我都必须感恩，所以就写了。我根本就没打算把老先生看成是“三突出”式的革命英雄人物。他在我眼睛里就是一善良的老头。

大家都关心老先生的小儿子陈良军。他是老夫妻最最疼爱的人，因为文革的时候良宇从军校回上海当了工人，三弟良军根据政策就只能下乡“插队”了，吃了很多苦，所以老夫妻最心疼小儿子。改革开放后，良军在黄河路开了家店名叫“逍遥楼”的饭店，老夫妻请我和我父母去良军的饭店“逍遥楼”吃饭，非要自己掏钱买单。告诉我饭店赔钱。良军说饭店开了几年老先生还是第一次来。黄河路就在市政府边上，良宇当上市长后，良军跑去市政府对人说，市长是我哥，大家来吃饭。被良宇知道后，大骂他混仗。然后在市政府会议上公开宣布，谁去吃，连可以办的事都不办。还规定，财务一律不得报销来自“逍遥楼”的发票。实话，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逍遥楼”最终倒闭。

良宇出事后，良军也被抓，说他倒卖房子。可是只开了一次庭就休庭了。律师说如果这也算违法的话我能同时举出100个例子证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做的。法庭随即休庭，一休就是4年，直到他被“保外就医”也没再开过庭。“保外”出狱后开始是天天住在父母家不见人，每顿要吃一整只蹄胖，大概是4年没吃到荤的了。后来回家，没几天就因为脑溢血去世，这对老夫妻的精神打击最大。良宇的丈母娘也在良宇出事后没多久去世。所以，自良宇入狱，家里已经有三人去世。

文中最后一段谈到令和薄对良宇案的影响，是06年老先生对我说的。事实上，二人在事后都获得升迁，也算是验证。其实2005年的时候，良宇开完16届5中全会回到上海，把我召到他办公室，当时我感觉他情绪很亢奋。之前他都是唉声叹气的，说话很少，都是听我说，即使说也总是哀叹外地都对上海不满。有一次，还特别列举了薄熙来的商务部公开指责上海刚刚开始搞的车牌拍卖是非法的，让上海极为被动，进退不得。他说为什么不能事前和我们沟通一下？每个地方的交通都有自己地方的特殊性。不知道他后面是谁的意思。因为我早先的公司在大连，对薄比较了解，我告诉他这不算什么，薄的工作作风很强势，曾经为了市政交通出动过上万民工强迁部队营房，所以军队代表投票都不选他。他还在大连的星海广场为自己树了一根“华表”（就是天安门金水桥边皇帝才能用的柱子），等于是公开宣布要做皇帝。他嘟囔了一句：怪不得江不去大连。可是这次召见我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地说，现在中央对上海很支持，我要在农业上做点事情。我问：是不是你要进常委啦？他看了我老半天，突然狠狠地回了一句：不要胡说八道！然后又恢复沉默。

其实，有些话到现在还是不能说的。令和薄因为已经被判有问题的我可以说，但这不会是二个人的问题，令、周、薄，是三驾马车，只有一人驾驭。大家早晚会知道是谁。

我们不妨想想，周被抓了那么多时间才宣布，显然是有阻力，而且阻力必然来自比周职位更高的人。而令一被抓马上就宣布了，显然没阻力，为什么呢？最简单的解释是阻力来自同一人，清除了抓周的阻力，抓令就没阻力了。而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公布，在夜里突然宣布，说明习也怕夜长梦多吧，避免节外生枝。

习主席，你任重道远。

2014年12月26日

陈良宇案总策划是令计划 总管是薄熙来

陈更华先生二三事 

张炎夏

陈老先生是陈良宇的父亲。与我母亲同年，在世也应该是91了。

前年我开车去宁波出差，刚进宁波城，就接到陈太太李谋真医生发来的短信：“陈工病重入院，极不配合治疗，我们都劝不了，你能不能来劝劝”。

我吓坏了，一刻都没敢耽误，掉头就往上海赶。

老先生肺功能衰竭住在曙光医院6楼ICU病房，戴着呼吸机。一定要回家、要抽烟、要摘掉戴呼吸机，谁也劝不了。

见到我以后，脾气稍缓和一些。偷偷告诉我：周围的人都要害他（幻觉），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陪他。我因为有高血压（240/120），就住进医院，这样夜里就能陪陪他。陈太太说，他白天睡觉，晚上精神，把家里人都搞得疲惫不堪。

医院对他很照顾，没有因为良宇的变故而冷对老人。整个ICU病房就给了他一人住，另一张床破例给陪护人员睡。因为医院的护工根本管不了他，李谋真医生的原单位第十人民医院还专门派服伺了钱伟长6年的护工来照顾他，院长也几乎天天来探望。可是每到深夜，他总是要找理由叫二儿子来，因为小儿子未经审判关了6年，好容易保外就医，结果出来没几天就脑溢血走了，大儿子还在狱中。所谓他在杭州疗养的消息纯属善意的谣传。

这么多事，这么多年，换上我也会受不了，看得出他有厌世的心情，就摸着他的手说：18大已经开了，良宇的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的，你要坚持。他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

冬至那天，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呼吸困难，大家都担心他会熬不过去，我一直陪到深夜。他居然挺过来了。过了元旦，因为我住院已满半个月，所有的检查和治疗都已经结束，医院赶我出院。我看老先生病情也相对稳定一些，就出院了。临走时去看老先生，他正在吃我太太做的炒酱，说很好吃，还告诉我里面放了“大开洋”（就是虾干），说着还从嘴里挑出一粒开洋比划。

没想到这竟成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回去没几天，就接到李医生的电话：“陈工昨天走了，你不要难过，周日追悼会”。电话还没挂，我已泪流满面。老婆坐在对面轻轻嘟囔了一句：陈工走了吧。

周日，因为之前静安统战部约好要来我这里考察，要听我讲课，人很多，我和太太都无法脱身，父亲和女儿就代表我去向老先生告了别。

其实最早认识陈家的还是我父亲。我女儿也是受尽陈家恩惠。

老先生1948年从南京中央医院考取美国救济总属资助的芝加哥大学留学名额，去美国学X光。1952年学成后毅然回国。是全国22个X光专家之一。后来还是一国外著名船级社的中国代表，船下水还需要他签字。上世纪50年代，医院最贵重的设备就是X光机，全上海也没几台。他开了一家X光修理店，收入不菲，住在南京西路一家公寓里，就是大光明电影院的楼上，当时门口还有红头阿三看门。

我父亲那时在铁路卫生学校（现在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前身），为了开办理疗专业，父亲找到陈家想请陈太太任教（李医生就是学这个的）。就这么认识了老先生。虽然父亲是很土的老八路，先生是留洋学生，但是二人很谈得来。先生告诉我父亲，美国工人可不像中国说得那样穷，他们有冰箱有汽车有房子。这让父亲非常惊呀：因为上级一直说美国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等着我们去解放呢。

后来陈太太被父亲说服去了铁路卫校教书，家也搬去了共和新路上的卫校宿舍，成为我们的邻居。母亲告诉我，有一年夏天夜里，我感冒发烧，可是陈家鼓乐齐鸣，母亲敲开他家的门想让他们轻一些。可是老陈开门后的第一句话是：老宋，你也觉得好听啊，来来来，一起欣赏。我妈哭笑不得。看见陈家老少一人一件乐器那么投入，实在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先生就是这么个直率性格，一直到老都没变。因为他们夫妻都是大知识分子，而我父母都是山东的农民。二家差距很大。

我姐姐出生那年，母亲没奶，请了个奶妈，刚要喂奶，就被陈太太阻止，坚持要奶妈先去检查身体。没想到一查，竟然有梅毒。后来才知道奶妈的老公是个“白相人”，奶妈自己也不知道她被丈夫传染上梅毒。

我从小就被老爸教育要学陈家的孩子，但是我们姐弟都不以为然，因为看见他老爸提者棍子站在良宇兄弟身边监督他们弹钢琴，我们都害怕。老爸85年就离休了。记得90年代有一天，他看病回家后对我说，你看老陈家的孩子就是比你们有礼貌，我在后面排队，良宇在前面，非要和我换位置。我看样子他现在也是个技术干部了，鼓励了他一番。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告诉老爸，人家现在正是管你的市老干部局长。老爸还不相信，当晚的电视刚好播出陈局长慰问老干部的新闻，这才没话说了。

陈家在共和新路住的时间不长，嫌冷清，把房子还给了学校，在南京路石门路的凯司令食品公司楼上买了房子。那是哥特式的花岗岩高层建筑，有100多年的历史，解放前就有电梯。他们家3房一厅估计有130多平方米。没想到这套房子竟成了良宇的罪过。

上世纪90年代末，老先生的大儿子成为市领导，因为邻居都认识，回家探亲总会遇到邻居敲门求见。于是希望他们搬家到顺昌路10号的“经伟公寓”。老人家死活不肯，因为邻居不熟，而且新房子面积小，是二房一厅。好不容易搬过去以后，经伟公寓南边7米远又盖起了高楼，正好挡住了他家的阳光。令老人十分不满。更没想到的是，2006年陈良宇因为“社保基金”案入狱后，韩正代理书记，迅速追回全部社保基金不算，还赚了2个亿，导致陈良宇的罪名无法成立。为了能够确保他下狱，最后的判决竟然说陈用他父亲南京路的大房子换的顺昌路的小房子是受贿。实际情况是老房子的价值远远高于新房子。

2007年，金山区举报我与陈家有牵连，被“中央工作组”（不是中纪委）招去东湖宾馆“审问”。当时找我谈话的有一叫“辛云”的市纪委的老太太，为房子的事我们争了起来：她说陈为老爸贪了房子。我说那是换的。她说老房子是使用权不值钱，新房子是产权。其实陈家的房子是永久使用权，比产权更值钱是谁都知道的事。而且使用权换产权或者产权换使用权的事也比比皆是，只要等价交换就没任何问题。怎么可以拿解放初买房子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比？把这个差价叫贪污，天理不容啊！事实上，陈家的老房子是文物，比新房子值钱得多。老人本来就不想搬进这套小房子，现在又因为他搬进去而判了儿子18年，怎么接受得了这样的事实。

尽管其它的事我不了解，起码陈家是不贪房子的。不仅老陈的房子没得便宜，就是陈良宇自己，在他出事之前，家里都没一套商品房。相反，良宇被定为贪污房子的贪官后，国家反而分配一套房子给他。是因为习近平到任后要他们家从康平路市委大院搬出来，可是当初陈家搬进市委大院的时候，把自己的原住房上缴了。最后不得不另外拨款几百万给良宇家买了新房子。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贪污房子的贪官？

很多人以为，老人沾了儿子的很多好处，其实真是大冤枉。除了受儿子牵连，几乎没得到过什么好处。儿子从来不给老人钱，老人生活也非常节俭。夏天连空调都不舍得开。96年我从美国回来后，教会老人用互联网。那时侯网络很开放，没有什么禁忌，老人能够通过上网看美国报纸，记得他最爱看的是“芝加哥太阳报”。因为晚上10点网费减半，而且晚上网速快，那时要用拨号上网，猫的速度才14K，老人就天天晚上10点上网，直到早上6点才睡觉。因为他的房间很小，就睡在地上，十几年如一日。我后来很后悔，他的身体是不是就是这样搞坏的。

那时电脑是386，很容易坏，我要去修。他一定要我提前通知。记得有一次是大热天，我去前忘记打电话给他了，直接敲了门，发现家里非常热，就问是停电了吗，怎么不开空调？陈太太乘机告老陈的状：陈工为了省电白天不让开空调，要你提前来电话就是为了给你开空调。

有一次我请老先生去宾馆吃大餐（老人喜欢西餐），我知道老人喜欢喝白酒，刚要点，就被他坚决拒绝了。服务员离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矿泉水瓶，倒进杯子。还很诡异地对我说，这是白酒，给你省点钱，宾馆的酒很贵的。

老人喜欢麻将，我每年会请他们夫妇打一二次麻将。因为我不会，要找人陪。我对陪的人说，你们打，输了算我的，赢了归你们。可总是这次打完，下次人家就不肯陪了。原来老人打得太小，通宵也赢不了100块。后来只能请老人自己找搭子了。

2007年良宇出事后，每年老人生日和圣诞我都会把老人接到我们乡下来过。一次在农民富阿姨家开的饭店吃饭，她一听说是良宇的父母，坚决不肯收钱不算，还唠唠叨叨了许多敬佩良宇的话。说到“我们廊下人不允许别人说良宇书记的坏话”时，老人忍不住哭了。

记得06年之前的一次春节，良宇还是市委书记，我去先生家拜年，正好一朋友来电话说，嘉定法院副院长的侄子开着法院的车撞了陈良宇的侄子，正在住院，还说刘云耕都亲自去探望过，要他们高额赔偿。副院长害怕得不得了。问能不能给打个招呼。我和老先生一说，他就生气了。哪个侄子这么嚣张！当场要我转告，如果真是良宇的侄子，撞了就是白撞，但多数是冒充的。果然，市委办公厅第二天就派专人去核查，发现是假的。我这才知道，良宇主政时期，上海市委专门有一办公室负责核查打着领导旗号在外吆二喝三的。只要有人举报，立即核查。

06年，老先生的太太在过马路时被一自行车撞倒，骨折住院。可是肇事自行车逃逸。公安很快查出是上海大学一外地学生。我正好去瑞金医院探视，听见交警总队长对李医生（陈太太）说要拘留他。陈工和李医生坚决反对，最后事情不了了之。

90年，我的孩子上小学，最初考上了“世界外国语小学”，可是说我们是第126名，要交5万赞助费（120名内不用交），又因为当时没有住读，就没去，交了2万去了一叫“燎原实验小学”的学校。可是哪想到，学校招生没满，改成了打工子弟学校。班级全是只交600元的没本地户口的孩子。女儿没几天就学会说脏话了。没办法，我去找陈工，希望能够帮助转学去“世界外国语小学”。可是人家不认帐了，陈工找了良宇的秘书秦裕。秦裕说除非良宇知道，否则他不能出面。尽管陈工很不愿意求儿子办事，为了我还是给良宇打了电话。第二天秦裕就和市基础教育局长和区教育局长一起去了学校，可是人家还是不认帐，校长亲自带他们去看能不能插班，结果确实满了。秦裕对我说，能不能去公办的小学，“逸夫小学”也不错的。带女儿去逸夫小学那一天，校长亲自面试，拿出当时入学考试的卷子，女儿很快就做完了，校长很惊讶说，不弱智嘛。我问这话什么意思？校长说我们还以为是所有学校都不收的弱智，才惊动那么高层的人。小学毕业上初中，吸取教训，提前找了陈工，硬是把“华育中学”原先留给徐汇区政府的5个名额抢走一个。

陈工生于湖州，太太是绍兴人。一次绍兴市委书记来陈家，托老陈请良宇书记接见一下绍兴来上海招商的代表团。老夫妻回绝了，因为他们托了陈家在绍兴的亲戚，老先生担心办了之后绍兴会特别照顾那位亲戚。后来绍兴下面有个县级市叫诸矶，县委书记来上海招商，我找老陈带信给良宇，问能不能找个副市长给接见一下。没想到第二天竟是良宇亲自接见县级领导，令县领导在绍兴市领导面前很和面子。

后来我总结出一条规律，只要与经济没有牵连，他们都会尽力帮助朋友。

还有一年，当时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来陈家，说是慰问陈太太（她从铁路医院退休），看见我就一定要我陪二老去新疆考察。说给我们挂个公务车，让老人休息好。陈工一口回绝。

老先生最委屈的是，享受到儿子的不多，受牵连的不少。最后儿子入狱，罪状竟是他自己的房子。换上谁都会受不了。

今日冬至，谨以此文祭祀最疼我，最爱我的长辈陈更华老先生。我深信，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洗清你冤屈的那一天终会到来。今天，令计划终于被抓，陈案的总策划就是他；总管是薄熙来，他就是搞倒了陈以后升任政治局委员。苍天有眼，真相已经不远了。陈老，你可以安息了。

  2014年12月22日

*张炎夏原是上海大学教授，2004年开始弃文从农，自筹资金成立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各种迹象显示——党国喉舌正逐渐失去舆论阵地

前几天，出了一个“《辽宁日报》事件”——该报发了篇重磅社论，严厉批评全国各大高校的教师在课堂上抹黑咱们党国。
　　结合此事以及最近一两年来发生的系列事件，俺给大伙儿分析一下——“伟光正”已经逐渐失去了天朝的舆论阵地。这是朝廷统治基础被严重削弱的征兆之一。

★喉舌们反复强调“三个自信”——充分说明“朝廷极度不自信”

　　首先来聊一下大名鼎鼎的“三个自信”。自从习二逼（“习 big big”，简称“习二逼”）上台之后，官方喉舌屡次提及“三个自信”。何谓“三个自信”捏？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任何一个头脑稍微灵光的网友，都应该明白一点——【真正自信】的人，往往不屑于强调自己的自信。如果某个家伙总是把“我很自信”挂在嘴边，恰恰说明此人其实很不自信。
　　类似的道理，还可以举出很多——
　　真正的好人，往往不会反复强调“自己是好人”。如果某人反复唠叨说自己是好人，其动机反而显得可疑。对吧？
　　真正的慈善家，往往不会大张旗鼓地标榜自己搞慈善。而那些大肆宣扬自己搞慈善的人（比如陈光标），多半是以慈善作为手段，来达到其它目的。
　　因此，朝廷越是强调“三个自信”，就越是说明——朝廷在道路方面，理论方面，制度方面，其实都极度不自信。就拿“道路”来说吧，当今世上，还有多少国家在坚持“马列主义道路”？仅仅剩下5个（真的是“屈指可数”），分别是：天朝、北朝鲜、古巴、越南、老挝。这其中的“北朝鲜、古巴、老挝”都是经济状况糟糕、人权状况恶劣的奇葩。就这样一种局面，你说朝廷在“道路”方面很自信？或许只有傻逼才信。

★《辽宁日报》事件和“七不讲”——折射出“党国失去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

　　接下来说说《辽宁日报》事件。

◇《辽宁日报》事件

　　上星期，《辽宁日报》发了那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此文的截图在“这里”）。文中指出：

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是个别，还是普遍？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 80% 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此文一出，引发网上热议。尤其是很多自由派/民主派的网民，对《辽宁日报》进行猛烈批评。不过捏，俺要稍微唱一下反调。个人觉得：这篇报道透露了一个大好消息 :)
　　要知道，《辽宁日报》是辽宁省的“党报”。也就是说，“官方喉舌”自己承认——【全国范围的高校】，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普遍的抨击党国的现象。（五毛们请注意，这可是党国喉舌自己承认滴，不是俺凭空抹黑造谣哦）

◇七不讲

　　光凭“《辽宁日报》事件”，或许你还看不出问题有多严重。俺再来聊聊“七不讲”。
　　朝廷关于“七不讲”的禁令，是在去年（2013）曝光滴。所谓的“七不讲”包括如下七条：
1. 不能讲普世价值
2. 不能讲新闻自由
3. 不能讲公民社会
4. 不能讲公民权利
5. 不能讲党的历史错误
6. 不能讲权贵资产阶级
7. 不能讲司法独立

　　这七条刚曝光的时候，还有不少网民怀疑这个“七不讲”可能是恶搞（因为实在太荒诞了）。结果没过多久，又出笼了“中办9号文”和“教育部16条”。“中办9号文”的全称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教育部16条”的全称是《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这两份文件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去年的博文《每周转载：关于朝廷近期舆论和习近平的嘴脸》。
　　上述这俩玩意儿跟“七不讲”遥相呼应，你不得不相信“七不讲”是真事儿。也就是说，至少在2013年，朝廷就意识到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失控了。
　　如果把“2013年的禁令”和今年（2014）《辽宁日报》的社论结合起来看，咱们可以发现：即便有了如此严厉的禁令，但是高校教师还是热衷于在课堂上拿党国来开涮。这说明失控的程度之严重——连朝廷的禁令也不管用啦。

◇高校的政治课程，还有人信吗？

　　俺也读过大学，虽然学的是理工类专业，但也上了不少政治思想课（比如“邓选”之类）。上这些政治课的时候，即使老师照本宣科，依然能从他/她的神态表情中看出，老师自己就不信这一套。如果碰到那种喜欢“离题开讲”的老师，那就更不用说啦——讲的全是不和谐的内容。而且越不和谐，下面的同学们听得越 high :)
　　列位看官，不妨想想你曾经上过的政治课（包括中学和大学）。你觉得你们的政治老师【真心相信】马列理论吗？如果连政治老师自己都不信，他/她还能尽心尽力地去说服自己的学生相信吗？
作者：编程随想

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杨奎松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问：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2003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泽东的不满

问：可是，您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毛泽东对改行工资制造成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严重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了原有的工资差别。如果当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行事，是否还会造成等级制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呢？

杨奎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1967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问：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杨奎松：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

问：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推出24集《激流中国》的纪录片，第一集就通过对比少数城市富人奢华的生活和众多农民工的贫穷艰辛，反映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按照您的说法，这样的视角显然缺乏历史感。毕竟，当年被户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农民今天可以到城里来打工了，很多农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状况。

杨奎松：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确实存在着严重不公。但是，第一，这种拉大是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民总体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础上的拉大，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已经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即便加上刚过温饱线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状况正在改善。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于农民是否还很贫穷——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正确的政策导向才能逐渐改变——而在于中国相当多数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过权力化，而他们过多占据的社会资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于回报社会。

据2006年相关统计数字，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4.66％，还不到1／20；20％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49.99％，几乎达到了1／2。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12.4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门官员的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部门公务人员收入的两到三倍。其监管的对象，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电力公司等，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又比这些监管部门的同级人员高出3－10倍，年收入均达数十万元。

另外像那些国家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职工收入都非常高。仅中国移动，2004年11.2万员工就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万元。国网公司处级干部年薪30万－40万元，司局级50万－60万元。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员，除了工资津贴的收入外，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补助，如奖金、房贴以及巨额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中收入分配是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比如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年薪达到34.49万元，据报载，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130万，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561.88万，一般电力公司老总年薪均在百万以上，他们还照样享受公车等各项按级别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相比较而言，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2.1万元，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6000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垄断部门及垄断企业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多少社会财富！影响所及，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楼台”，大捞其好处，贪腐问题怎么会不愈演愈烈？

问：还是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杨奎松：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先解决权利平等问题。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

辽日卧底引发众怒，爱国、批判何以共处

中共开始新一轮思想领域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肃反清污运动。辽宁日报派记者到全国几大城市高校“卧底”听课，发现部分教师存在抹黑中国等诸多问题。这家辽宁省委机关报为此发出给高校教师公开信，有中央媒体及评论员还说：高校不是私人领域，请别动辄“呲必”中国。辽宁率先吹响的肃反集结号和冲锋号，引起广泛关注和强力反弹。

*辽宁吹响冲锋号？*

种种迹象表明，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开始在高校肃反（华、右派、敌对势力、异己思想、反动思潮）和清污（思想污染）运动。该报记者跨区越界（执法或监督），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沈阳等几个大城市20多所高校听课，发现“一些”老师讲中国时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辽宁是四人帮分子毛泽东侄儿毛远新的发迹地，在他治下，辽宁文革期间曾出现张志新被虐杀事件和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事件。如同文革是从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发端一样，中国历史上好多重大事件，都是先从大学校园微小火星燃起最后成为燎原大火的，如五四、八九事件。

辽宁日报上周末（11月14日）发出题为《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向这些被认为脑有反骨抹黑中国的老师们吹响警戒哨。

该报说，他们记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辽宁和其他大城市高校听了一百多堂专业课，“整理了13万字”的笔记，推出了这封公开信。公开信援引一位大学生Kiko的话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这位拥有并只敢用一个外国名字发言的爱国学生还说：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如果中国真像老师们讲得这么灰暗，我们毕业之后，将以怎么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谁来给予我们建设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力量？”

该公开信说：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通过“新媒体调查”，该报发现，有80%以上的大学上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作者维扬卧龙在天涯杂谈（11月14日）发表文章说：全国高校2484所，四年大学课程是多少堂课，辽宁日报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在沈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五个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暗访了20所学校，听了近100堂大学专业课，百分之一不到的学校采样、万分之一不到的课堂采样就得出了高校教师课堂抹黑中国高捧国外的结论，这是盲人摸象的愚蠢还是以偏概全的升级？

*中国大学敢言教授们*

在中国高校和教育界，有这样一些名字如北大贺卫方、夏业良、焦国标，华东政法张雪忠、政法大学萧瀚、滕彪、北京历史老师袁腾飞、上海复旦大学冯玮、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艾晓明。早就被当局视为“爱发牢骚”的老师。在左派、毛派和社科院长王伟光这样的理论家眼中，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典型的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代言人。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夏业良和焦国标已经离开北大，张雪忠也被华东政法大学下课，萧瀚、滕彪也走下讲台，袁伟时、艾晓明离开了中山大学，袁腾飞已经数次传出“被带走”的消息。

在大学校园里以敢言著称的教授和学者还有许多，比如复旦葛剑雄、上海大学朱学勤、清华孙立平、人民大学周孝正、张鸣、中央党校蔡霞、邓聿文、已经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北京理工大胡星斗、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北大退休教授商德文、政法大学杨帆等。

*抓高校思想工作背景*

中共中央（今年10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辽宁党报“公开信”说，该文件提出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

海外媒体报道：中国重点高校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就实行了学生信息员制度。2000年代初，中国教育部门将信息员制度普及到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省级高校，做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2005年，学生信息员制度进一步扩大到层次更低的学校甚至一些中学。

事实上，中国之大，的确没有能容“爱发牢骚”而又出名的高校老师的书桌之地。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被两位听课女生告到公安局和教委，说他讲课兜售“反革命反党反中国文化”内容。毛泽东曾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打成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后台。在中共教育体系下，利用讲台反党虽然不是一大发明，但起码是要受到反对和抨击的。

针对辽宁日报这次鼓吹高校整风的大动作，敏锐的媒体立刻捕捉到里面所含有的丰富信息。纽约时报周一（11月17日）报道题目是：（辽宁）日报要求知识分子停止批评。纽时说：中国一家报纸对大学老师批评中国的现象进行调查，结果引起互联网上关于学术自由和学者是否必须爱国、不在课堂上公开说中国坏话的大辩论。

*国平：不得随意呲必中国*

当然，对辽宁日报的这种“自发”举动，反应最快的还是北京媒体。中青网上再度出现了署名“国平”的评论员文章（11月14日）题目是：“呲必中国”不能成为课堂必备课。

什么叫“呲必”？中国媒体人徐达内（11月17日）说：一个叫“呲必中国”的陌生词汇，上周四从辽宁日报出炉后，被视为一级逃犯而予以追捕，只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通缉令就布满了中文互联网的每个角落。咬牙切齿的声讨，现身说法的辩驳，护犊心切的焦虑，冷眼旁观的奚落，交织成一幅凶险莫测的图景。

国平“重要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党媒人民网、新华网中。他（她们）的话题广泛：中美战略对话、习近平访拉美、中日关系、周永康、等等。澎湃新闻（10月5日）认为，国平“来头较大”。澎湃说，仲祖文是中组部写作班子，任仲平是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钟理轩是中宣部理论局写作班子，钟政轩是中央政法委写作班子，卫民康是卫生部写作班子，郑青原是表达政治局观点的中央写作班子。另外，秋实显然是求是杂志的写作班子。

国平这篇“大有来头”的文章说：辽宁日报发现的大学问题“令人震惊”。“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上、社会上诬蔑辱骂祖国等负面情绪的一个源头。”国平说：当高校老师们在课堂上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了学生，学生也必然会把这些情绪带到网上、社会上。”

国平说：“你可以指责一些丑恶现象，但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国家的信心。你可以批评一些不良风气，但不能从心理上消解对祖国的爱、制造对国家和社会的对抗情绪。你可以谈谈对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但你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国平说：中国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历史的必然，否定党的作用就是否定中国的历史。”

先是辽宁日报的“致高校教师的公开信”把一些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内容定位为“发牢骚”，接着就有光明网继续就“发牢骚”现象展开评论和批判。

光明网（11月15日）发表署名滕朝阳的文章题目是：高校讲坛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文章说，学生进课堂是去学知识的，不是去听教师发牢骚的。要听牢骚，不必读大学，大学教师发牢骚也未必比别的人发牢骚更动听。文章说：“大学教师当然也有发牢骚的权利，但不应该在课堂上发牢骚。当一个教师把自己在工作或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带到课堂时，自己也就先做了激情的俘虏，失去了客观的立场，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正面价值。”

光明网是中央重要媒体光明日报的官方网站，光明日报主要对象和读者是知识分子。1978年中共展开的有关真理大讨论就是从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而开始的。

*读者和高校教师的反馈*

针对辽宁日报和光明网还有国平等“国家媒体”的做法高论，一些学者第一时间做出反馈。根据数字时代网站对微博言论的整理，北京学者于建嵘说：辽宁日报记者全国出击，这也应叫异地监督吧。

清华教授孙立平：辽宁日报公开信的事情真的不可小看。“辽宁日报是辽宁省委机关报。以罕有的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辽宁省委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施令，不觉得奇怪吗？

人大教授张鸣：辽宁日报派出记者暗访，整黑材料。这不是正常的采访报道，而是文化特务和间谍之行。这样做，把教师当敌人也就罢了，置当地的信息员和大学的党委于何地？

北大教授贺卫方：“辽报“诸公真可笑！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刻度？居然把知识人应有的批判精神说成是抹黑中国，实在是太抹黑中国媒体！”

内蒙师大老师刘德林（共识网11月17日）说：互联网时代，学生在上课前就已经接受了很多负面信息，不是靠政治课来纠正的。辽宁日报公布这种现象并扣了三顶帽子，言过其实。刘德林说，指责现实、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事并不是大学老师一个群体的事情，整个社会都在议论时政，并没人因为批判现实而憎恨党和政府走上对立面吧？刘德林说：“大学教师只是指出现实的真相，并不是引导或者煽动学生走向另一面，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公开扣帽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高校文史哲老师，理应具有批判性思维，其批判社会现实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才能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思想贡献。展江也说：批判应理性，表达方式应恰当，不能情绪化发泄。展江认为：辽宁日报有调查社会现象和舆论监督的资格，但受众也有权详尽知晓调查的取样方式和调查过程，以证明结论的严谨。

清华大学吴强（11月17日德国之声）：大学教师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过程中当然会有许多个人意见，但这是课堂中教师的基本自由权利。（辽报）这种片面性的理解，是歪曲性的报道。“这是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意识形态斗争而服务的。这篇文章不是简单的报道，而是反映了过去两年来越来越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

*读者博客文章抨击辽报和官媒*

作者兰必近在科学网发表博文（11月16日）说，不是大学教师抹黑中国，是辽宁日报抹黑了大学教师。文章说，在如今中国，高校再不会出现陈独秀、鲁迅或毛泽东“之类的标志性人物”。

他说，所谓“抹黑中国”绝对是中国高校少数教师的“自主行为”，而绝大部分教师是在党的思想意识指导下走在“光明的大道”上。他说，辽报在思想意识形态中笼统指责中国大学教师“抹黑中国”，犯了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对概念定义采用了偷梁换柱的行为。而堂堂根正苗红的中国青年网刊登署名国平的文章，更是盲目激动和附和，显得有失稳重，智慧明显不足！

作者江言55在天涯社区发表文章（11月14日）说，客观准确，就是不遮遮掩掩，有啥说啥。如果只讲光明，不讲灰暗，学生走向社会时就无法面对挫折和现实。就好比一味地讲“四大发明”，“神七、神八”，结果出来一看，连汽车都要引进国外技术，向国外贡献利润。学生们会不会觉得在校时受了老师们的忽悠？毋庸置疑，老师如果不讲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那他还上什么课？

作者新闻眼公共微信平台在选举和治理网（11月17日）发表文章说：作为记者，连什么叫批判精神都搞不懂，这大概也是辽宁日报的一大特色。但现实世界，必然是有阳光也有阴影的，一个社会同样也有光明和黑暗。记者也好，老师也罢，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哪是正常人的思维呢？

他说：“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上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而根据现代传播理论，只有媒体几十年复一日的宣传才有这个功能。”

作者玉擎在博客中国（11月17日）发表文章说：不抹黑中国，绝不是不加怀疑地虚假歌颂：老师们要去擦亮历史，告诉学生一个真实的中国。而这个中国怎么样？应该对现实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得靠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判断。历史都没有观过，哪来的历史观？老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去发现多姿多彩的问题，而不是塞给他们一个硬邦邦的结论。

作者维扬卧龙在天涯杂谈（11月14日）发表文章说：地球生物多样性才构成多姿的世界，人有千差万别怎么可能拥有同样的思想观点认识？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党报自己可以45度角仰望天空，但是有什么权力要求别人也一同仰望呢？抹黑中国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而是一项态度鲜明政治意味十足的指控，敢问辽宁日报，大学课堂不做学问难道是政治站队培训班？

作者久哥扯淡也在天涯杂谈中说：当今中国究竟是谁在抹黑？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在抹黑中国，那些飞扬跋扈的苍蝇在抹黑中国，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执法人员在抹黑中国，那些集体嫖娼的法官们在抹黑中国，那些用秤砣砸死瓜农的城管们在抹黑中国，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的裸官们在抹黑中国，那些把老百姓逼到绝路上的特权阶层在抹黑中国，那些不择手段将中国的文化精英、技术精英驱赶到外国去的官僚们在抹黑中国……那些高校教师们在课堂上讲几句实话，举几个实例就是抹黑中国，我看你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看你是自欺欺人恶意误导！

他说：“究竟谁在抹黑中国，老百姓心里有本帐，由不得你瞎说。”

*司马南支持官媒，抨击有教师“端共党碗砸共党锅*

当然，也有学者和毛派赞同辽报的做法和观点。司马南（11月17日德国之声）说：一些老师，明显是端共产党饭碗砸共产党的锅。司马南说：一些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背离宪法原则，讲社会主义的坏话，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说：三十年来，讲社会主义、讲共产党领导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相反，嘴上挂着“民主人权自由宪政”、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倒成了时髦。

他说：“在北大、清华，以及培养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也有教师背离宪法原则，不顾基本事实信口雌黄，肆意表达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不认同”。司马南说：不能因为是大学老师就想说什么说什么。“这岂不是端着共产党的饭碗砸共产党的锅么？”

VOA 

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