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8 电影传奇（总策划：崔永元）： 《我这一辈子》之《北京啊 北京》

078 电影传奇（总策划：崔永元）： 《我这一辈子》之《北京啊 北京》

20191223唐师曾：庭审直播

万润南、王康通訊及附文

王康兄：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对（许）知远，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他是非常善意的，一个70后的年轻人，那么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25年前的风暴之后的流亡群体，非常难得。而且非常有才，虽然在成王败寇这一点上有些随常人所见，但我相信他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会深刻起来的。另外有一件事一直想请教你：1989年4月，有一个京丰宾馆会议，温元凯拿出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创议，要求严家祺和我等人签名，据说该文出自你的手笔。印象中写得非常好，我在回忆录中有提到，并且说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八九宪章”。你还有这个创议的原文吗？我查遍了各种资料，都没有找到。希望你能帮助找到。

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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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万：你好！

这几天正整理旧文，25年前写的这篇《八九宪章》也钻了出来。勿需旁搜远绍，刚好可以奉上。谨略加说明。

1989年3月底，由向宏安排，赴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与温元凯晤面。简单交流后，由我两天内拉出一份初稿。因老母身体欠安，即返重庆。老温4月2日－5日参加北京《改革十年：中青年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并宣读此文。先后取名《中国改革宪章——为中国改革求国内外人士共识之宣言》、《中国改革纲要——走出当前中国改革困境的宏观构思》，被称为中国知识界第二次“公车上书”。挂牌讨论者有：温元凯、万润南、严家祺、潘维明、曹思源、包遵信等，曾拟邀下列人士连署签名：

于光远  于浩成  万润南  戈    扬  方励之  王元化  王若水  王若望  贝兆汉  邓伟志  包遵信  许良英

李慎之  李泽厚  刘宾雁  何家栋  苏绍智  苏晓康  厉以宁  严家祺  刘再复  何博传  吴祖光  邵燕祥

张显扬  张宗厚  金观涛  钦本立 高尔泰  童大林  黎     明  戴     晴 甘     阳

1989年4月10日此文以《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构想》为题发表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六•四”后受《人民日报》数文批判。此文亦为本人首次公开发表文字，并由此被通缉十年，告别中学教书生涯。

25年过去，当年尚年轻，跟知远差不多。中国没有按我们的愿望演变。89后，你们流亡海外，我们则滞留国内，直接目睹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滑向腐化而邪恶的红色利维坦的可悲历程。中国还在十字路口，更为世界瞩目.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但亦知道，无论兴衰进退,历史终有一种去向，中国不能例外。若执意倒行逆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堕入地狱。如此而已。

知远是中国难得的青年才俊，也是我的忘年交。他有强烈文化使命意识，然毕竟年轻，要理喻“何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还需走一段路。孔子慎终追远也寄望来者，我们多少可继此传统。

来美逾年，常听人誇赞你。老兄一代人杰，风云际会，长相亦耐看，不输于哈维尔、瓦文萨一类“成功人士”，更非国内蝇营狗苟之辈可比。一粲。即颂

秋安！                                                                                                                           王康拱手     2014，8，17

附文：《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构想》

前    言

中国又一次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与深刻危机激励和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总体性解决日趋临近。停滞倒退、误入歧途还是冲出困境，不仅关系到改革命运，而且关系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启蒙伟大运动的现代继承，关系到1949年以来代价高昂的共和国历程的公正总结，也关系到1917年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反思，关系到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从对抗、分裂走向对话、合作的基本前景。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已无力再承受任何折腾，生死攸关的“球籍”讨论绝非危言耸听。

我们要郑重指出，我国社会目前面临和潜在的危机，已具有结构性、普遍性和总体性。任何个人、政党、阶层和集团都不能、也无权取代亿万人民的选择、参与。

我们恳切期望，一切关心祖国与自己命运的人们，摒弃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成见，强化“不改革没有出路”的共识，严肃而有成效地思考和讨论我们共同的问题，主动承担时代责任；我们还期望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各国政府和国际人士，正确理解中国的现实，充分认识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改革的历史启示与国际参照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主题——现代化，在血雨腥风、政体繁演、思潮起伏的强烈冲突与选择之中艰难伸展。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带着自身历史矛盾与世界历史发展综合运动的整体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启示我们：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自身改造与世界先进文明、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正面结合，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三十年实践，建立了一个比旧中国远为强大的新制度，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但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摆脱贫穷落后、推进民主宪政、实现现代化。

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彻底粉碎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1956年仓促完成的所有制改造，断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管理和经营阶层，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受挫。

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嗣后的多次政治运动，极大地贬损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国科技、教育、文化、艺术、思想理论的发展惨遭重创。

1959年的庐山会议，粗暴践踏了党内民主和法制，政治权力斗争恶性发展。

1960年到1962年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全民生机的衰退。

六十年代初的反修运动、中苏论战，使中国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孤立。

六十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元气进一步被挫伤。

1964年的四清运动，打击了广大的基层干部，社会政治生活更加恶化。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则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整个社会融奴隶制残余、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亿万人民在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主体地位和权益荡然无存，道德价值空前败坏，善恶是非彻底颠倒，中国历史全面倒退。

历史终于痛苦地得出一个伟大而悲壮的结论：——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

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同样困厄纷至。从清算斯大林独裁统治到试行多党政治，从赫鲁晓夫1956年的报告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系列形式各异、本质上都是力图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改革，在局部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根本意义上迄无成功。社会总体发展水准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由高科技、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为前导的现代工业革命再次快速推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东西方对比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更多的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进行了几十年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仅以回到正统道路为终极目标，虽能缓解暂时的困难，却解决不了远离现代化主潮的严峻事实与深刻危机。因此我国改革必须完成的乃是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以回归的方式调节、改革社会主义，解决生存；另一方面，以超越的方式促成发展，逐渐进入世界现代化主潮。

二、十年改革的整体评价

十年来以经济领域为主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引发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变革，清算“四人帮”，拨乱反正，革除人民公社制度，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理论反思热潮，企业所有制改革……，则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改革的成功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空前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十年改革客观上突破了政治垄断经济的局面，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改革逻辑地要求根本修正我国与世界的关系，使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促进了对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与世界先进文明正面融合的可能；经济改革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民之间、人民与执政党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人民的历史主体与国家主体的地位得到初步的恢复。奠定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基础。

十年改革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体现了当代中国的主要本质，指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和方向。

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单纯经济改革的孤军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这使封建特权和现代经济相结合的权力经济结构得以膨胀，不仅吞噬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酿成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改革，动摇了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给旧势力提供了复旧的机会。

与经济决定论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为我国改革确立科学、宏观的理论指导，客观上阻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所必需的历史反思、理性批判和理论选择，助长了旧有意识形态对新思想的压制，这更加剧了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三、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基本看法

当今中国最今人困惑、最反常的事实，是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与整个社会的深刻危机的并存。对当前危机的认识和解决是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难题。

经济的长足发展造成社会基本结构的严重失衡，由于旧政治体制基本完好，未解决的固有社会矛盾与经济改革的失误共同构成危机的现实根源，反映了单纯经济改革的高度有限性。

我国社会面临的人口危机、教育危机、道德危机、逃离意识、腐败现象、通货膨胀、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固然与改革决策失误、行为紊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仍然在于旧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和制约。

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在人们对改革逐渐丧失信心的同时，旧体制、旧秩序和旧意识形态却正在卓有成效地否定改革，改革优势在许多领域正在失去，我国社会某些势力表现出收拾残局的态势，怀旧复旧思潮正在泛滥，我们至今没有充分认识到严重的改革危机，没有激发人民捍卫改革、共度危难的魄力和勇气，更没有防止复辟倒退的思想准备和得力措施，这是中国改革面临最为严峻的现实。

四、走出改革困境的构想与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现代化，达到人类文明在当代的最高水准和最新成就。一切借口国情特殊、拒斥或曲解现代化的作法，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以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准则来审查和规范我国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是克服我国历史、地域局限性，真正稳步、持久走上现代化历程的唯一正道。

（一）反思历史

对我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进行重新评价与反思，对捍卫经济改革成果、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澄清我国社会长期混淆的重大善恶是非，尤其是严肃清算斯大林模式与毛泽东个人专制的灾难，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需要足够的诚意、勇气、政治气度和历史责任感，它日益成为我国能否真正摆脱过去、面向未来的试金石。

（二）公开性与全民共识

改革的革命精髓在于逐步确立我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增强政治生活一切社会领域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达成全民对现代化的普遍共识、普遍参与；在重大问题、重大决策上实行全民公开与全民公决。

（三）推进民主与宪政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修改宪法，革除集权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实现宪政。强调民主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本质，是对民主的肆意曲解；民主与科学一样，是世界文明潮流，是现代国际惯例，民主是专制的死敌，却是现代化的摇篮。

（四）多党政治合作与政治多元化

人类民主实践表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趋势，多党合作是我国现阶段已能实行的政治制度。不同意见的政治共存是健康的政治，哑雀无声、只许附和的一言堂政治才是病态的政治，只有切实实行多党政治合作，才能提高和改善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合法性。

（五）关于不同政见

在我国现阶段，应特别慎重地对待和处理不同的政治派别与不同的政治观点问题，应坚决废弃以政治运动和专政手段来解决政治分歧与思想派别的恶劣作法，当前要特别警惕将旧体制造成的危机转嫁到少数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身上的非理性政治行为。历史经验告诫我们，漠视、压制和清洗不同政见，只能进一步毒化社会政治空气，挫伤知识精英和整个知识界对我国改革的信心，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改革和社会进步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六）执政党的自身改革

执政党的自身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1）党理党务

执政党和其它党派应在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处理党的事务，参与国家、政府和社会活动。

（2）党筹党费

执政党（以及其它党派）都不能随意由国库支取活动经费；在现阶段，凡由国库支取的党派活动经费应予公布；党组织和党员应对党的活动承担经济责任。

（3）党正党风

腐败之风，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下面和上面，上面是主要的。正党风首先要正党内和上层，尤其是高级干部及其子女。

（4）党容党派

执政党要容忍其他政党（包括遵守宪法的反对党），切实实行多党政治合作；党内允许不同派别（包括遵守党章的反对派）。党内外的政治分歧，只能用公开的、民主的程序来解决，而不能靠权力斗争、政治运动的非程序政治来处理。

（七）理论重建

以现代化为目标，突破历史背景与制度化意识形态的局限，刷新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广泛吸收当代世界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宗教、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最新思潮，倡导科学理性、客观精神和批判意识，建立我国社会现代化宏观设计所必需的理论体系。

（八）突破人权禁区

面向《人权宣言》发表2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彻底清算否定人权、压制人权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恶果，修改和废止与宪法已经和应该规定的公民权力（宗教信仰、集会、言论、结社、出版、迁徙、出境、监督等自由权）明显对立的过时政策和规定（如人事、档案、户口、票证、等级制等）。

（九）改善国际形象

反省四十年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不合时宜的政治成见和意识形态对我国国际事务的干扰，以我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世界文明与和平为准绳发展对外关系，特别应大大增强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人员交流。虚心学习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坚决停止与践踏人权、实行恐怖政治、恐怖外交的国家和集团的往来关系。我们特别关注中国的统一问题，我们坚决主张不以武力解决大陆与台湾的隔阂与对峙，放弃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中华民族命运为重，通过多方面的往来接触，最终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我们主张更大程度地开放国门，寻求世界舆论和一切关心支持我国改革的各国政府和人士的广泛同情与切实帮助。

（十）所有制改革

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有力推动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打破公有制固有的铁饭碗和大锅饭，推行优化组合、承包、租赁、股份化，以多种所有制来推进多元社会，以股票来制衡政策和政治。

（十一）大力发展私营、民营经济

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私营、民营经济，使私营经济成为与国营、集体经济享有同等地位的“第三势力”；理论上破除“补充论”、“拾遗补缺论”；大力扩大个体、私营、民营经济范畴，发展民办私立学校、大学、研究所、文化团体、报纸、出版社、医院、保健事业、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团体等。

（十二）打破精神枷锁，进一步解放思想

正视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切实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进行全面改革，突破封建主义和旧意识形态的精神枷锁，提高全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观念更新。改革决策者尤其需要更新观念，站在时代潮流前面。要克服意识形态部门、宣传部门、出版文化部门、新闻部门、理论部门与全面深化改革严重脱节甚至背离的反常现象。

（十三）增强社会活力

思想教育工作、青年工作、大学生工作要彻底改造，要从当前被动防范、消极恐惧中走出来，给青年人更多的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机会，增强共识；要强调和培育五个意识：个体意识、公民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

（十四）切实解决教育危机

教育面临的严重危机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教育的现状已难适应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教育体制改革长期不力，首先是领导不力，长期压制排挤、打击教育战线上具有进取精神的改革先行者。提高教育地位，要首先解决教育经费，一方面增加拨款，另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中外合资办学、私人办学、企业合股办学，培养一代新型的创造型人才。

（十五）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现代化潮流正向我国知识界提出新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摆脱救世观念、清高态度、依附状态和观望心理，成为思想启蒙、价值认同、理论创新、道德重建的群体先驱，与我国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士一道，为中国现代化殚精竭虑，万难不辞。

在美国总统换届已毕、苏共总书记访华在即，香港归属祖国为期不远、台湾新人政治已成定局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改革成败未卜的严峻现实中，我们呼吁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总揽全局，高度理解我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信念，——我们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种文明，因而也共有一种命运。

结    语

改革，二十世界末的中国波汹浪涌，正与世界现代化主流风云际会。我们生逢其时，任重而道远。

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与世界前途的人们，历史和未来在注视着我们。

除了改革，我们无路可走；除了现代化，我们没有未来可言。

荣剑：卅年轮回 时代依旧

老朋友闵琦前几天给我发来一张合影，摄于1988年11月10日。这一天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该会议由闵琦、孙立平、郑也夫三人倡议发起，由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北京社会与科技研究所、国防经济研究会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做主办方并承担会议费用，参加会议有200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在全国有点影响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闵琦给我发来的合影，应该是摄于会议开幕当天，合影中有我许多熟悉的朋友，如家其、遵信、子明、盛平、军涛、闵琦、立平、思源、廷嘉、大德、小平、苏波、为民、也夫等，好些人都认不出来了，毕竟是三十年了，时间侵蚀掉了许多记忆。这张照片是珍贵的记录，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和身临这个时刻的一群人们。

关于这次会议的宗旨，我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景跃进、张静、孙立平等人曾经写过一个会议综述，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一期，该综述在提要里写道: 现代化作为一种事业和目标，理应得到理论界的兴趣和支持。中国的理论界再不能对现代化问题无动于衷了。这是11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全体与会者的最大认同点。

我作为会议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这篇论文的打印稿一直被李盛平保存在他的一大堆文件中，他是当时主办方北京社会与科技研究所所长，前些日子居然把我这篇文章翻找出来了，复印后给了我一份，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这话是对我这篇文章的好评？还是一种揶揄？三十年前讨论的问题，至今依旧还可以讨论，这是时间的轮回还是停滞？真是让人有点不胜唏嘘。

看着这张照片，有些朋友已经去国多年，有些朋友已经离世，有些朋友，包括我自己，似乎都老了。1988年，我是31岁，算是中青年，看身边的朋友，都是差不多的年龄。你看闵琦，多么年轻英俊！你看小平，就像个中学生！还有遵信、子明、思源、廷嘉、大德，谁能想到他们会过早离开我们。再看王东、苏波，一个陆军上校，一个海军中校，他们当时成立的国防经济研究会，作为主办方，参与地方的现代化讨论，这在今天估计连想都不敢想吧。八十年代的精神和理想，在这照片中，应该是昭然若揭。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但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讨，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了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对改革路径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争辩和论证。当时的现实背景是，1987年10月召开了执政党的“十三大”，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方案，这极大地促进了民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现代化研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而展开。另一方面，1988年8月“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全面推行“治理整顿”政策，这一政策被民间许多人士认定是对改革的倒退和修正。在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和经济改革全面收紧的情况下，几家民间研究机构于1988年11月组织召开全国现代化研讨会，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即希望通过民间的思想动员和思想供给来进一步推动执政党的改革步伐。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也是期待民间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党内外的思想互动和整合，尽可能在全国形成最大范围的改革共识。

研讨会开了两天，具体有谁做主旨发言或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深入讨论，我现在已完全记不起来了。闵琦因为最近身体不佳，难以系统整理这个会议所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我只好从网上搜索，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载。一位叫李赤的作者在《新闻记者》1989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里，是这么描述这个会议的研讨风格: “面对中国现代化的严峻危机和各种挑战，我国理论界一批近年来在各学科各领域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约200人，于11月中旬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讨论形式多样，有大会发言和辩论、组长挂题讨论，个人挂牌辩论，各家理论刊物的座谈会等等。没有一种论点可以成为主导，有一种观点存在，必有另一种反对观点提出。有的学者认为，出现这种多元的思想者群落,表明中国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已不再按原来的思考方式思考问题，这本身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段记述，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这个会议的精神面貌。80年代的北京理论界，尤其是民间的理论讨论，充满着自由论争的风气和大胆探索的活力。

我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这篇论文，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有过充分讨论，我不记得了。但这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即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关系是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大多数与会者普遍意识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着一个政治瓶颈，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能不能让商品经济(当时市场经济还不能提)自由发展？我的论文应该是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提前预示了几个月后所发生的新权威主义大论争，因此，值得在这里专门说一下。

我这篇文章的定稿时间为1988年10月1日，写作的时间更早。该年上半年，包遵信和远志明准备共同主编一本新刊物，刊名叫《太平洋论坛》 。远志明向我约稿，我是专门为这个新刊物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的主旨是为了回应在当时已经有所流行的一种主张，即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当时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还没有流传开来。在中央编译局的一次会议上，有包遵信、吴稼祥、远志明、俞可平等人参加，我宣讲了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吴稼祥显然对我的观点理解有误，他后来和我同时发表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那篇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述评，把我视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因为当时支持新权威主义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吴稼祥罗列了一个名单，上海有王教授和萧功秦教授，北京有张炳九和戴晴，同时他说，荣剑在一个场合(即中央编译局会议)提出了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商品经济，由此有点含糊地把我也列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1989年1月16日，《世界经济导报》同时刊出了吴稼祥题为《新权威主义述评》和我题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这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文章迅速引发一场全国性讨论。这个讨论的相关情况，我会在以后做一个梳理。

我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应该说是我提交给现代化研讨会文章的简写版。《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这篇上万字的论文，由引言和三个部分组成，标题分别为:

引言:中国当前的大问题；一、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 协调和矛盾；二、中国: 集权政治的困境及其原因；三、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统一。

我在内容提要中对文章的基本观点作了概括: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在客观上需要政治上的相对集权，这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四条小龙”的现代化进程中找到类似的根据。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尽快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迅速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并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统一。

现在重读全文，不能不感慨，勿谓言之不预，30年前，问题基本上都谈到了，当时我提到的“中国大问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 第一，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能否使经济自由化？在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集权政治存在的依据以及它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第二，如果说自由经济能够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发展，那么，二者如何相处？经济的自由化能否长期容忍政治上的集权？第三，如果说自由经济不能和集权政治长期共处，那么，如何才能走向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统一？我由此提出的看法是: 这三个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它们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命运。30年过去了，问题是否依旧存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用“集权政治”来对应于英语词汇“autocracy”，就是力求以一个相对中性的词语来描述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以避免意识形态的过多干扰。后来萧功秦教授创造出“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并被民间理论界所认可。记得好像是杨百揆在现代化会议的私下讨论时，介绍了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提到7月在北戴河的一个会议上，萧功秦教授从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中总结出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后来的事实证明，萧教授是自创政治概念高手。新权威主义这个新颖的概念，为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依据，同时也为萧教授创造了持续三十年的声名。时至今日，萧教授还在继续打造新权威主义的2.0版，这可能是自《世界经济导报》引发新权威主义论争以来，理论上仅有的一点变化，也就是概念上的变化，而时代没有变，时代形成的问题也没有变。卅年轮回，人们重新回到了原点。

三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是长还是短？伟人可以轻松地说弹指一挥间，但一个人有几个三十年？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三十年可能真的是很短，不过就是历史的瞬间。我以前在谈到“历史时间”这个概念时曾认为，大的社会转型，比如历史上已经有过的“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分别建立了封建制和帝制，都至少经历了约三百年时间，从晚清开始的帝制向现代的转变是不是也需要三百年时间？如果从1840年开始计量，中国的现代转型不过才走了半程。当然，在三十年前，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技术条件，社会转型或许可以加快100年。这是不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宿命？

下一个三十年，只能由后人来见证了！

写于 2017.9.20

雾霾中有核污染物！记者采访核雾染发布者马可安给出真相【转载】

【财新网】(记者 王玲)近日，一篇题为“雾霾另一个真相——核雾污染”的文章，在微信和互联网上引起较大关注。文章称，中国“终日不散的雾霾”用“粉尘PM2.5值严重超标”不足以解释，雾霾不散“说明空气中漂浮大量带电的粉尘颗粒”，“空气和地面无处不在的放射性铀粉尘”正是给“粉尘颗粒充电”的“机制”。
  专家：雾霾中有核污染物是奇谈怪论
　　铀是放射性元素。在上述文章中，作者——自称现居美国西海岸的华裔美国公民马可安表示，内蒙古的煤矿中混合着铀矿，这些“放射性铀粉尘”及其带来的“核辐射污染”“随(内蒙)煤炭的燃烧而播撒到中国各大城市”，是“非常严重的贻害亿万年的生态灾难”。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对于马可安的文章，长期对空气中污染物进行分析研究的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表示。王跃思说，中科院研究团队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观测站，从历年空气颗粒物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上看，没有发现任何放射性物质(尤其是铀)的异常。

“不靠谱。直觉判断，这是抓人眼球，耸人听闻。”环保部直属的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部副研究员雷宇这样评价马可安的观点。雷宇表示，他从未在大气物理或大气化学的科学界相关材料中看到过与马可安类似的观点。

上述网上传闻迅速传播，让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系教授谢绍东也有些无奈。他告诉财新记者：“我的研究生同学也关心这个问题，问我咋回事儿?”他最终回复同学一句话——“对我来说，这是奇谈怪论。”

“果真有这个东西，美国人比你来得快，人家早就(测出来)公布。”谢绍东举了汞的例子，“美国人都给中国算空气中的汞，然后说你们东南沿海有汞蒸气，何况是铀?”

1月8日，财新记者辗转联系到了马可安本人。他向财新记者表示，几个月前，他注意到中国高铀煤污染，后来注意到中国空气污染十几年前就很严重，但是雾霾好象是近一两年突然严重起来。他说，这种现象“需要寻求解答”。

“我注意到大气环境科学家们迷惑不解，找不到答案。”马可安告诉财新记者，放射性污染和雾霾的关系，是他首先联想到的。

马可安称自己是一名业余科学研究者，过去是物理博士、现在是电脑专家。

中国国内科学网站果壳网1月7日刊了“核雾染是真的吗?”一文，认为“马可安”的文章“将‘煤铀兼探‘曲解为煤与铀混在一起无法分开;将PM2.5对大气能见度的影响曲解为水汽对大气能见度的影响”。

事实上，空气学界对中国近两年雾霾天气创纪录高发已给出初步答案，王跃思等学者指出，近年中国多数城市PM2.5等细颗粒物呈增长态势，细颗粒物不但对人体有害，还是诱发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此外，近年静稳天气较多，天气因素与污染特点叠加，雾霾于是高发。■

雾霾另一个真相——核雾污染

马可安·物理博士

现在该谈到内蒙鄂尔多斯的煤矿资源，以及当局讳莫如深的三个噤若寒蝉的字眼，中国的核雾染（注一）。若干年前，因为偶然的原因，有人发现北方一些热电厂的周围存在惊人的高辐射区域。其辐射量超过核电站周围核辐射量的几百倍。一开始怀疑核材料失窃。追查的结果发现高辐射来自发电厂的燃煤。进一步发现这些高辐射煤来自于内蒙煤矿。于是由此追踪发现了世界第一大的内蒙大营区域超大型铀矿。一举摘掉了中国贫铀国的帽子。这为发展中国的核武器和核电工业奠定了优越的资源基础。

　　不幸这件中国来之不易的国宝，尚未得到利用，已经被摧毁。内蒙铀矿并非独立矿。科学家研究其成矿机理，是和远古煤炭一起形成的。是煤和铀矿石混在一起，难以分开。更有许多铀的成分渗透到煤之中。随煤产出而运销至各个煤炭消耗点。

　　这就引致两个巨大问题。一个是铀矿资源未经开采，就因煤矿的无序开采而被糟蹋了。第二是严重的核辐射污染随煤炭的燃烧而播撒到中国各大城市，造成无法收拾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先讲讲第一个问题。该铀矿品位极高，含铀千分之二到百分之一。公开报道说估计可开采的铀金属含量为五十多万吨。若按照千分之二的品位计算，意味着铀矿石的量为2.5亿吨。

　　这个2.5亿吨铀矿石的数量看起来很大，实则并不大。内蒙煤矿这些年处于疯狂的无序开采状态。年产量已经达到十亿吨。相比之下统共仅2.5亿吨的铀矿石数量，仅仅是每年挖出煤炭的一个零头。假若挖煤的过程作为杂质携带了10%的铀矿石，一年十亿吨煤的产量就意味着有一亿吨的铀矿石被糟蹋掉。那么仅需二到三年，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丰厚礼物，就糟蹋殆尽了。

更严重的是，铀是放射性元素。一年一亿吨铀矿石被煤炭携带出来，里面就是二十万吨的放射性铀。而二十万吨铀经燃煤发电厂的燃烧，不但丝毫得不到利用，反而散发到城市各个角落，造成严重的环境生态核放射雾染。这是非常严重的贻害亿万年的生态灾难。

一年二十万吨放射性铀以尘埃形式散射到环境中是什么概念呢？美国八年的伊拉克战争，据称使用了大量的贫铀穿甲武器。贫铀也就是天然铀去掉少量高放射性的铀235做核武器和核燃料后，剩下大量放射性较低的铀238没有什么大作用。因为它特别重，特别坚硬，因此用来做穿甲武器的弹头。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使用了不到一千吨的贫铀武器。其中的大部分以大块固体材料的形式残留在战场，危害上不大。其危害是这些残留物的少部分因为雨水和风化作用，变成粉尘之类物质扩散，这些放射性有毒有害粉尘严重危害环境。

　　根据上述描述，伊拉克战场散失不到一千吨铀238，其中仅不到几吨变成放射性粉尘颗粒危害环境。十来年各种国际环保组织不依不饶，做各种调查研究，认为这些残余物严重危害了伊拉克儿童的生命健康，造成各种出生缺陷和癌症等等。可见放射性粉尘污染严重性。

　　回头看看中国，令人不寒而栗。伊拉克战场的区区几吨贫铀放射性粉尘，竟造成如此危害。中国燃烧高辐射的内蒙煤炭，每年直接从烟囱放出几十万吨的放射性铀粉尘，广泛散布在城市乡村，其危害将有多严重！为什么核雾染三个字成为禁词？有人想掩盖什么灾难呢？

　　铀的放射性半衰期为几亿年。放射性是无法用化学作用消除的。一旦造成核雾染，便是永久性的，亿万年永难消退。

　　中国核雾染问题有多严重，当局讳莫如深，难以知晓。但是有一个事实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近年来，华北广大地区发生了世界空前的雾霾现象。严重时蔓延几百万平方公里。历经一两星期雾霾不散。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和内蒙煤炭的核辐射有关。

　　形成雾霾要有两个条件，要有尘埃，要有水汽，但是有这两个条件还不够。中国空气污染严重，PM2.5值经常爆表。但是这还不足以构成雾霾历经数周不散的原因。通常情况下，雾乃早晨气温低于露点时，空气中的水汽凝聚在粉尘颗粒上，形成微小的水珠而致。日出后，气温升高，粉尘上的水随之蒸发，雾也就消退了。因此，终日不散的雾霾，世界上闻所未闻。

粉尘PM2.5值严重超标，不构成雾霾终日不散的理由。我们见过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以及其他一些局部粉尘特别高的地方，可是也没有见到整日雾蒙蒙的情形啊，那些飞扬的粉尘都是干的，没有水汽附在上面，因为白日气温高于水汽的露点。

终日不散的雾霾，并非仅仅因为粉尘含量高。其中必另有原因，使得白日气温高时，水汽仍然附在粉尘上，蒸发不掉！但这怎么可能呢？

　　这在物理上是可能的。学过核物理的人都知道威尔逊云室。带电的高能粒子从空气中穿过，电离空气分子。于是这些带电的空气分子便吸附周围的水汽，形成雾滴，雾滴的轨迹可以拍照下来，告诉我们高能粒子的运动轨迹。同样的物理原理能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重现。终日不散的雾霾，说明空气中漂浮大量带电的粉尘颗粒。

　　可是空气中的粉尘通常是不带电的，因为带电的粉尘会互相吸引，形成大颗粒而沉淀下来。如果空气中有大量带电粉尘，说明有一种机制在源源不断给粉尘颗粒充电。这便是空气和地面无处不在的放射性铀粉尘。其放射性是可以电离大量的空气分子和粉尘颗粒。形成威尔逊云室效应的。因此，这就形成了终日经久不散的华北雾霾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使用核雾染这个字样的原因之一，之二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我的物理解释正确，中国的核雾染已经相当严重，危害千秋万代了。必须马上悬崖勒马，严厉规范内蒙的煤炭生产，保护铀矿资源，严格清洗煤炭，不使煤炭携带放射性铀污染环境。此事事关重大，关系中华这片土地的存亡，和千秋万代的福祉。希望大家多多地传播，力促当权者重视，展开全面调查，让百姓知情，采取政策制止这场灾难的继续恶化，而不是一味隐瞒误事。

恽仁祥：陈云的历史未解之谜

近段时间，网上连续见到揭发陈云的问题，我都逐字逐句拜读了。我同陈云不相识，也无怨无恨。我是近10多年，考查上海“龙华24烈士”史迹，才研究陈云的问题。因24烈士中有我亲叔岳父母恽雨堂和李文两位烈士。发现恽雨堂是陈云的介绍人，而解放初华东局宣传部长恽逸群同志给我岳父的信中也介绍了于1924年恽雨堂介绍陈云入党的情况。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家乡写地方志时，专门派人来北京想请陈云介绍一些恽雨堂的革命史迹，然而陈云把他们拒之门外不接见。引起我对陈云同恽雨堂间关系的史料调查，查找到了一些资料，包括有网友发表的“陈云两位入党介绍人”的文章，发现了一些有研究价值的材料。现摘录此文有关内容如下：
　　2012年1月14日有的互联网转载了苗体君同志发表在《环球视野》第421期的文章《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文中介绍了陈云所说关于恽雨堂被捕情况：“1931年1月中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恽雨棠……由南京返上海。一天，恽雨棠写信给孙冶方，说他要去南京，妻子李文在上海的房子即要退租，已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注：把留苏回国的唐虞这位《红旗日报》记者的身份篡改为“通信员”，并含糊地说成是恽的“通信员”，这一篡改的目的值得重视。特别是恽雨堂根本沒有把李文调南京的打算，因此转租住房一事，是陈云捏造的)，由唐虞转交周天僇。唐虞曾在《红旗日报》任记者，恽雨棠曾是他的老上级(注：这说法不恰切，恽是发行部的部长)，而周天僇是恽雨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是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注：这是王明在苏联排挤、迫害董亦湘等同志制造的假案)，当时周天僇是《红旗日报》的编辑，恽雨棠的意思是把房子转租给周天僇，就托唐虞带条子给周天僇(注：前面说是“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这里说“托唐虞带条子……”，逻辑混乱)。恽雨棠这一做法违反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纪律，并最终酿成惨剧。当时，恽雨棠夫妇并不知道唐虞已经叛变，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并通知他们夫妇速速搬家时，恽雨棠错误地认为唐虞已经把条子交给周天僇了，估计已记不得条子上写的自己的住址了，还天真地认为唐虞曾是自己的老部下，二人感情不错，谅他也不会出卖自己。因此，就没有听从孙、周二人的劝告。第二天，即1月21日中午12时30分，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恽雨棠住宅搜捕，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和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注：展览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国民党逮捕恽雨堂时搜查物品清单上沒有手枪;另外逮捕24烈士均沒有叛徒带领，否则不会至今不知叛徒是谁;这些都是陈云捏造的)，恽雨棠的妻子李文还机智敏捷地把孙冶方写给恽雨棠的书信撕得粉碎(注：这类情节的描写很离奇，敌人能让李文“撕信”吗？“通信员”唐虞竟不知恽的住址，与情与理都很荒谬)，就这样，恽雨棠夫妇被捕，并被押往新闸捕房，26日，移解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晚上10时许，恽雨棠穿着长衫，拖着十多斤重的脚镣，妻子李文正怀有身孕，与他们夫妻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
　　“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 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这个国民党特务认为‘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
　　以上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一是：“‘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
　　其二是：“为营救这批重要干部，中央政治局要求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指挥‘红队’行动。‘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0多个队员，人人身强力壮，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多才多艺。他们可在上海滩横冲直撞，连国民党军特警宪也害怕三分。‘红队’神通广大，甚至与国民党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没有牌照，一遇紧急情况，扔掉不用。”“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
　　可见特科如此严密的营救计划都会有人自己“撕票”或高速出卖给了敌人而告失败。据本人所见材料，当时的特科有陈云(1924年入党)、康生(1925年入党)、潘汉年(1925年入党)等。关于许多材料指控是“康生岀卖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予以否定(参见内蒙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另外，钟文编著《陈云传》第37页，介绍陈云在特科工作，在陈云“智勇斗叛徒”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如1932年，沈寿业接待了一个秘密自守的叛徒，得知该叛徒已告发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林育南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该叛徒继续与林育南保持联系，以便一网打尽。由于情报及时，中央特科立即保护林育南夫妇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转移，并制裁了特务”。 看了这一段文字，陈云不仅“制裁了”的特务还不公开其姓名，而且该特务是自守报案立了功的，按党的政策怎么还该制裁他?更不可思议的是林育南烈士己在一年前即1931年2月7日光荣牺牲，这几乎是全民皆知，但特科担负领导职务的，竟还在林育南去世一年后“引救”林育南夫妻二人“安全转移”，岂非咄咄怪事。陈云如此违背史实大树自己，目的是什么?
　　另外，据召集24位同志秘密开会研究给共产国际写信反映王明问题的召集人何孟雄烈士介绍：恽雨堂从南京到上海，一进家门就被捕了。这个说法可信，因恽雨堂夫妇是最后被捕的;另外在狱中恽雨堂夫妇也会向他们介绍被捕的经过。另据何孟雄介绍：恽雨堂在上海的住处只有他和陈云知道(因地下工作单线联系)。另外，唐虞不可能掌握24烈士全部简历等情况。而24烈士被捕前，陈云己在6届四中全会被王明提升为中央特科领导人和当选中央后补委员。
　　在六届四中全会前，恽雨堂是国民党心脏中央直辖市南京市中共市委书记，而陈云是靠上海的一个县的中共县委书记。而四中全会，24位烈士人头落地，而陈云赿级提拔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中央后补委员。
　　当我把《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书稿在网上公开发表后，不少网友对陈云当时充当什么角色?有不少跟贴议论。我把全部跟贴都附在后来正式出版的书中。书出版后，某省一位老同志通过熟悉我的同志告诉我说：解放后，他曾建议陈云查一下是谁出卖了24烈士?陈云表示拒绝。另外，有人告诉我说：邓小平掌权后搞党员登记，约有两年时间不让陈云登记，不知为何?
　　以上仅把我掌握的24烈士牺牲，与陈云有关的情况，公诸于众，供大家研究。

　　2016年8月31日